时事热点素材
1、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怀
“如今的青年怎么了”，近来，关于青春的话题持续引发社会热议。有声音批评，本是最富朝气锐气、最有权利做梦的年轻一代，不少人却陷入利益的羁绊，精致利己而老于世故，热衷实惠而耻谈理想。
实际上，时常陷入利益羁绊的又何止青年？一事当先，做还是不做，往往悉心思忖；分内工作，竭尽全力还是敷衍塞责，尚得仔细权衡。得与失，取与予，风险与收益，付出与回报??在利益的坐标系上，很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演绎着价值排序，精准计算着投入产出。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准确顺畅。只是，当物质的欲望填满生活，利益的喧嚣遮蔽生命的星光，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也会惘然惆怅：为什么，我们“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
当今中国，利益的正当性早已“除魅”。对利益名正言顺的主张，让人人得享发展成果，“利益觉醒”可说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马克思早有断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刻意回避利益，岂止是陈腐迂阔，离开利益的齿轮，世界将空挡滑行。对个人也好，对社会也好，都如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但是，考量利益，并非让利益的追求绝对化。表面上看，精致的利益计较未必无益于社会的进步。相反，它有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经济奇迹。利益最大化的风轮，很容易鼓荡物质的城堡遍地开花。然而，这样的城堡却精神凋敝，缺乏良性演进的可能。只在意自己的人不会在意公共问题，只关心物质利益的人不会关心社会福祉。
一旦利益的巨浪吞噬了理想情怀，我们的身边便会充斥利己主义的铁杆拥趸，责任能够淡忘、道德可以离席、灵魂容许出丑。不是吗？毒奶粉泛滥，地沟油盛行，在唯利是图的利益尽头，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线的崩塌。
志愿服务，主动回报社会，却被猜测其中掩藏着利益动机；应对灾难，企业献出爱心，却被揣度背后有着利益交换。杨善洲图什么，用利益的逻辑说不通，就斥为“傻瓜”；郭明义为什么，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断言“神经病”。利益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一些人头顶的崇高云层，人不过是欲念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漩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与实利挂钩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矫情”，利益于是成为时代价值的“粉碎机”，让我们的社会只剩诛心之论，难言感动信任。
这是现代版的义利困惑，也是堕落版的利益考量。走出了“耻于言利”的时代，难道就一定要抛弃“时刻准备着”的理想？经历着“利益解放”的大潮，难道就一定要放弃“为了全人类”的信念？拒绝利益主义独步天下，理想情怀又该何处安放？
就像文学家所说的那样，“理想有如晨星??我们永不能触到，却可以借着星光在人生海洋中远航”。确实，理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优厚的工作，领一份体面的薪水。甚至一个有理想的人，活在当下，会比别人更觉生存的困难与尴尬。但是人若没有了理想，生命将走向何方？我们赞颂希望“让人类远离饥饿”的袁隆平，我们钦佩把汗水洒落山间邮路的王顺友，实际上是赞颂一种更饱满的意义、钦佩一种更丰盈的人生。循着理想的星光，我们才能跳脱一己得失，眼界更远、胸怀更大，找到一个更持久、更深刻的生命出口。
“唯意志论”者固然举步维艰，只有利益的人生同样苍白无力，“喻于利”不是开启幸福的万能之钥，“喻于义”才能推开梦想的必然之门。构筑精神的高地、留存理想的底色，才有灵魂的原野郁郁葱葱，文明的河流碧波荡漾。这就是为什么写出《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论》，也是为什么社会的改革者，既需要现实主义的利益考量，更需要理想主义的勇气担当。
翻开历史，越是大发展、大变动的时代，越需要有超越个人、超越利益的理想。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执着信念，法国大革命中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20世纪初叶席卷世界的红色狂飙，都曾是导引时代前进的旗帜。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借用叔本华的一句话，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心，是对一代代人的变化和衰退的抗议。
2、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建设心态”
曾有人说，批判精神，是呼唤进步的闪耀火花，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沉沦；批判精神，是追求真理的神圣之光，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堕落；批判精神，是面向未来的热切向往，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绝望。
诚哉斯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批判是思想进步的活水、社会发展的源泉。没有哥白尼的批判精神，就没有神学大厦的坍塌，也就没有我们所生活星球的真相；没有费尔巴哈的批判精神，就没有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登场；没有共产党人的批判精神，就不会有中国的拨乱反正，也就没有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正是在批判中，我们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从必然王国一步步逼近自由王国。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那么批判则是对这呼声的回应。在认识论层面，批判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从方法论角度，批判为解决问题、推动进步提供了契机。然而，仅仅有批判精神，混沌的世界是否就一片澄明、丛生的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
比批判更进一步，费尔巴哈贡献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哥白尼勾画出太阳系运行的真实图景。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毛泽东说得清楚：“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样的态度，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在他们眼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也不是痛快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相得益彰。他们懂得，当批判精神异化为“为批判而批判”，不加分辨地否定昨天、鄙薄今天、怀疑明天，结果只能陷入历史的虚无：昨天一无所有，今天一无是处，明天一无建树。
社会总有不完美，值得批判的事情岂止车载斗量。13亿人口的中国，快速发展的转型期，有问题，甚至有很多问题，都再正常不过；即便是已经“熊抱”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今天，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人类可以往返于地球与月球之间，但我们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依然捉襟见肘”。对这些问题拿起批判的武器，正确而且必要。问题是，如果人人都坐而论道，谁来为我们解决问题？
与解决问题相比，做个“批判家”并不难，对照理想，现实的缺憾俯拾即是。做个“愤青”就更容易，只需加一句“这个社会怎么了”，微博便会“很有气质”。但是，复杂的矛盾不会因批判自然遁形，社会的正义更不会因批判自动实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德尔诺夫舍克说得好，“单靠政治人物的努力是难以改善世界的”。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都不能放弃对肌体健康所负有的责任。
批判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是体现存在感的绝佳方式，但历史的责任不允许我们满足于道德飙车。中国的进步，不只需要“好不好”、“该不该”的判断，也需要“行不行”、“能不能”的探寻。制度的改革，社会的改良，人心的改善，有待众人一起发力。鞭挞黑暗时，点亮蜡烛；蔑视贪婪时，拒绝同流；痛斥冷漠时，伸出双手……我们不仅要做提出问题的共同体，更要做解决问题的共同体。
“颠簸于批判主义的无边波浪之中，我们需要寻找一块陆地建构自己的理想。”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有18名路人漠然而过的佛山街道，也有大学生司占杰倾注爱心的麻风病村庄；有彭宇案莫衷一是的质疑，也有硕士生李英强兴办乡村图书馆的志向；有郭美美炫富的空虚手袋，也有志愿者行动的朴实守望；有校园里“怀疑的时代还需要信仰吗”的不休争论，也有新闻界“我是建设者”倡议的强烈共鸣……站在这块剧烈转型的不完美土地，有人沉溺于愤世嫉俗，有人习惯于悲观抱怨，但总有一些人以行动肩起责任，用积极主动的点滴努力，积攒起改造社会的正能量。
时代不仅需要解构，更需要建构。不要把批判的自由留给自己，却把创造的权利让给别人。历史的原野如此辽阔，作为时代的一员，你完全可以栽下花草、留下芬芳，种下树木、留下清凉。不仅当一个批判者，也要做一个建设者，每个人的一小步，就是时代前进的一大步。
社会热点话题素材
1、守望共同的生态家园
在青海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不远处的一座?望塔下，有一片天然的石头滩。上百块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石头上面，写满了志愿者和游客的留言，“永远做藏羚羊的保护神”“可可西里：神秘的地方，可爱的家乡”……历经风雨冲刷的“碑文”，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共同心愿：守护好人类“最后一片净土”。
这样的共识，来之不易。时针拨回到20世纪后期，一种名为“沙图什”的藏羚羊绒披肩在西方走俏。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即便是“生命禁区”，也难以阻拦盗猎者的贪婪。他们把枪口对准无辜的“高原精灵”，刺耳的枪声打破了高原的宁静，触目的鲜血染红了圣洁的雪山。倒伏在卓乃湖畔血肉模糊的藏羚羊身影，刻写着“千湖之地”的累累伤痕。
“藏羚羊数量锐减”“最少时不足两万只”“濒临灭绝边缘”……昆仑无言，雪山默默，但疼痛却总在提醒人们别忘记这段历史。以至于多年以后，一位作家这样记录道，有个摄影师在可可西里看到一只来打招呼的小藏羚羊，便喂它水喝。突然，旁边的藏羚羊保护队队长凶狠地把小藏羚羊赶跑了。摄影师生气地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说，你这样会让它们以为人类是善良的。宁愿让它们从此讨厌人类，也不愿哪天被盗猎者偷袭杀害，如此冷肃的回答，道尽了盗猎行为给当地带来的痛楚。
任何一个地方生态的破坏，威胁的终将是人类自身的生存。更何况，相比于平原，高原的生态更加脆弱，一旦破坏，恢复将是难上加难。一位环保工程师便曾指出，在可可西里，“用铁锹随意挖去一块草皮，要想自然地恢复过来，得等300年。”正是觉察到了这一点，20多年前，时任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的索南达杰在深入了解可可西里以后，他提包里的书，从《工业矿产手册》变成了《濒危动物名录》。促使他走上环保之路，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生命的，并不仅仅是对野生动物的朴素感情，更是守护家园的职责和使命。
保护生态、守望家园，成为可可西里守护者的沉甸甸责任。正是因为内心的这份责任，哪怕缺水缺油、没有信号，哪怕要面对冰天雪地、狂风怒吼、流沙肆虐，每年在荒野奔走上万公里，巡山队员依然始终坚守在与盗猎者斗争的一线；也正是因为对可可西里爱得深沉，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来到高原，他们踏水而行、碾过风霜，默默付出、守护净土。他们的努力，就像一座座路标，引导着后来的人守望共同的生态家园。
一个多月前，可可西里“申遗”成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评估报告中评价说，这里保存着完整的藏羚羊在三江源和可可西里间的迁徙路线，藏羚羊可以不受干扰地迁徙。某种意义上，成功“申遗”，不仅意味着可可西里“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的自然特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更意味着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拯救藏羚羊、保护自然环境的人文精神赢得了认同、引发了共鸣。
汉学家史景迁曾指出，“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美丽中国如磁石一样，始终保有吸引力，这是索南达杰们的心愿，也是我们每个人肩负的责任。
2、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8月23日，以“创新创业创造，迎接智能社会”为主题的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高阶人工智能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电影、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的存在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今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和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AI伦理研究计划，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