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有朋友或惊奇或调侃地问我：“全国每年数十亿档案收费哪儿去了?你们档案馆每年收多少档案费?”上网后发现，前一句问话是新华社一则消息的标题。这则“重磅消息”对档案部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但细看新闻内容，是指人事档案保管费。借用一句网络用语，档案馆这次是“躺着也中枪”。据笔者所知，市和区县档案馆一般不保存人事档案，现在也没有什么收费项目。
三十年前刚到档案局工作时，有人会神秘兮兮地问我：“我的人事档案在你们档案馆吗?”每回都要费一番口舌作解释：档案馆主要保存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形成的有一定年限的历史档案，比如市档案馆保存解放前租界机构档案，解放后市政府各部门档案，还有江南机器制造局、旧上海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的档案，等等。三十年来，档案馆从封闭走向开放，其社会功能为越来越多的市民所了解，但其知名度毕竟难与同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图书馆、博物馆比肩。当下人们浏览新闻大都是“快餐式”的，看个标题就完了。这样，这则广为传播的关于档案收费的消息，“误伤”档案馆也就情有可原了。
平生第一次“接触”人事档案，是年少时在邻居家。那天邻居大哥拿着一个密封的档案袋自豪地告诉我，这是他的团员组织关系档案。他考上一所中专，要将团员组织关系转到新学校。“你能偷看自己的档案吗?”我禁不住问。“绝对不能，这是起码的组织观念。正因为组织信任我，才让我自己转关系。”一番话让我肃然起敬。不知为什么，以后我转关系并没有过这种“信任”，都是单位之间转递的。那年在厂办公室工作，偶然在机要信件登记簿上看到自己的档案转到局里，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后来才知道，当时厂里分配到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厂里推荐了几个候选人，我也在其中，所以就有档案转递。结果我落选了，于是就怀疑是我档案里那几个“海外关系”惹的祸。其实自我出生起就没见过“海外关系”中的任何一个，但在入团入党时都要一一填上，还要写上自己对这些“关系”的深刻认识。幸运的是，恢复高考后，这些“海外关系”并没有影响圆我的大学梦。
人事档案，对我们这辈尤其对我们父辈中的不少人来说，都有难以磨灭的痛楚记忆。有多少人曾为自己的人事档案担惊受怕，背过沉重的思想包袱!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到检查交代、内查外调、审查结论，有多少材料要塞进档案袋!有人甚至到了“档案等身”的骇人地步。前些年，有位作家在北京潘家园旧书摊上，收购了一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剧作家协会的包括个人检讨、互相揭发和批判会议记录等档案材料。其中“胡风集团案”涉及到的杜高个人档案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尤其让人吃惊。据披露：“杜高档案”装订成册，厚厚几大摞，其反映的内容始于1955年反胡风，历经1957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12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1969年杜高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释放回家。交代、揭发、批判、外调、总结、评语、结论等材料达几十万字。实在难以想象，这样的档案材料竟会流落街头，幸好被有识之士发现并收藏。
今天，人们再也不会对档案怀有恐惧感了，但我以为对档案的敬畏感还是应该有的。这种敬畏，是对历史的敬畏，是以史为鉴的体现。以前，不少人一想到与自己“形影不离”的厚厚的人事档案就噤若寒蝉;如今，一些年轻人不知自己薄薄的几页档案去哪儿了。社会生活发生了多大变化。这里，想对一些年轻人进一言：别让自己的人事档案“失联”，档案记录了你的人生轨迹，其中相关的原始凭证在今后若干年、甚至几十年后，会在你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