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谈谈大学，谈谈理想。
201x年11月21日的下午，广西师大王城大礼堂人山人海、座无虚席。一场思想与智慧的碰撞拉开了序幕。这是最后一场沙龙压轴戏，为的是庆祝广西师大出版社的25岁生日。两位学者，著名节目主持人梁文道和画家陈丹青的到场让现场一度火爆。主题是《谈谈大学 聊聊理想》。
梁文道先生开头场，负责讲“大学”部分。从中国式的教育制度讲起，再到国外的教育。他提到一个特别值得思考也是一个老话长谈的问题：中国式教育，即家长包办教育，政府官办教育，学校精英教育等。梁先生说，中国的孩子从小被灌输所谓的主流思想，被灌输父辈的官本位、“知识有用无用论”等思想，孩子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生活教给他们的只是条条框框的东西，全是别人说怎么样就怎么做，没有自己的话语。学生不敢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一旦说出来，心想，“哦，爸妈可能不同意，学校社会可能不会接受吧，他们不理解也不会答应，那还是算了吧。”爸妈不懂，跟他们讲简直是“对牛弹琴”、“鸡对鸭讲”。其实他们还是懂一点的，
因为我们触动了他们的底线。闹僵的结果只有发飙式的“反抗”了，不是出走就是关起门来自我封闭。一个发自内心的想法刚刚萌芽，原本可以拥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可是由于社会、家庭的束缚和阻碍，它还未成长，就被死死地扼杀在摇篮里。这或许就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吧。
再谈国外教育，梁先生从王城校区说起，他说很少看过这么有富有历史底蕴又不乏美感的校区，当然也很少看到哪个校区要收费、门票还不低的。这是一个切入点。国外的教育很讲究开放性，我们的大学，一方面是“学”，即可看作一个综合的实验。所以在实验过程过，出现一些看似不合理的因素不仅不应该以打击异类的心态看待，而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理解并加以引导。另一方面是“教”，大学是培养人才，就是出成果了。因此大学的目的就不仅仅是盈利或闭门造车了，而应该是带着“普世”的精神，让大学变成一个真正为全国、全人类、全世界服务的教育基地。
从梁先生话中，我读到了中国教育制度“官本位、重功用”的根深蒂固，也读出了中国的特有教育。
提到“理想”，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画家陈丹青先生。他提到自己当年插队下乡的地方竟然是我们老家宁都。他说，老百姓对这些下乡的青年还是一知半解，以为“知识分子的下乡就是和老百姓抢饭碗”。知青的处境可见一斑。我们的祖辈父辈那时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可如今，有些老区的人民依然没摆脱温饱。
陈先生在文革下乡时期可以说没有理想，只有一些欲望。他承认，自己小时候的理想是当画家。一个从乡下一直跟随他到美国纽约，就连做梦都想起的最大“理想”竟然是希望调到当年插队的隔壁乡镇-??对坊乡！原因是这个乡“靠马路，人多”。这个真实而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理想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欲望。以致现在的他都分不清什么是理想和欲望。
其实他对理想是模糊的，但是对理想的追求却十分清晰。而这种理想在他看来不是从小就能实现的，欲望和理想的分界岭是大学，78年恢复高考让他重获希望。读大学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当时的理想只不过是一些欲望的叠加，最后才演变成所谓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后来又慢慢变成了欲望，此时的欲望已经不是理想了。因为理想实现了，可接着欲望又来了。当欲望变成理想后，欲望又开始了。有些时候，我们不也一直徘徊在欲望和理想中吗？从他的讲述中，我读出了那个为理想坚持不渝的人格魅力，还有他内心的伤痛。
对于大学，众说纷纭。诚如我们读《丑陋的中国人》一样，“我们的文化出问题了”。就像孙观汉先生《环境与地气》里讲的一样，用种田人的言语来说，问题不在“种子”，而在“地气”，地气就是环境，包括人性的习俗。一谈中国大学，说好是“牛”，说差的一个字“烂”。大学不是说说就会变成大学，但是不说就永远只是中学或小学水平。我们的学生缺少的是和父母的沟通，我们的大学就像一个人，外表很彪悍，但是心灵却很脆弱。相比之下，国外的大学却是不管外表平凡或高贵，内心要强大。因此，我们的大学需要的不是“上传下达”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是和家长、政府、社会沟通后的抉择。我们的悲观或是乐观，亦是达观；我们的大学感性或是理性，皆是人性。
对于理想，没有绝对定义。在农民眼里，种粮丰收是他们的理想，在知识分子眼里，传道授业是他们的理想。可是我们很多时候理想偏离了轨道或者不在轨道上，也只是把理想当欲望，而且也能想出很多追求欲望的方法，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实实在在的理想，也能说出许多实现理想的途径，但是能真正去做并坚持下来的少之又少。
我的大学曾经就是我的理想，现在我的理想实现了，可我的欲望也来了。我的理想慢慢地疏远了我。在理想的国度里，我偶尔也会迷失方向。
所以，我也担心，某一天我将成为柏杨笔下丑陋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