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报》发表署名文章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近期研究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减速，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也显现了提高速度放缓的趋势，与生产要素供给因素一道，成为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
文章表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减慢，主要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因素和内在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因而只有靠改革才能遏止该趋势。
文章提出，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促进因素。为此，我国人力资本培养战略要有全新的思路，教育体制改革要有突破性的举措，做出积极的回应。
文章还表示，挖掘全要素生产率潜力的关键，在于消除现存的妨碍创造性破坏机制作用的体制障碍，通过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竞争政策和发育生产要素市场，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使应该退出或消亡的企业真正被淘汰，使新成长企业能够无障碍地进入竞争性行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眼点
■把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发展理念相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经济增长的换挡、减速，既有生产要素供给制约的因素，也有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因素。改革固然可以通过清除制度性障碍，挖掘生产要素供给的潜力，但是，诸如劳动力供给这样的因素，因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既定的变化趋势终究无法逆转。而全要素生产率却可以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而得到不断提高。
□ 蔡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这一要求与创新发展理念相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在生产要素供给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减慢，则经济增长减速；而在生产要素供给减弱的情况下，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获得加快提高，经济增长也会减速。我国经济增长的换挡、减速，既有生产要素供给制约的因素，也有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因素。改革固然可以通过清除制度性障碍，挖掘生产要素供给的潜力，但是，诸如劳动力供给这样的因素，因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既定的变化趋势终究无法逆转。而全要素生产率却可以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而得到不断提高。
近期有两个重要的研究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减速。根据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数字，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1996-2006年的1%，下降到2007-2012年的0.5%，而截至的最近三年则在零增长左右徘徊。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等作者的一篇论文也印证了这个结论。虽然这个生产率的普遍下降是全球现象，而且也的确存在全球性的原因，但是，历史经验显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有与各国情况相关的特殊因素。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也显现了提高速度放缓的趋势，与生产要素供给因素一道，成为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同样根据世界大企业联合会数字，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从2007-2012年期间的9.5%，下降到2012年和2013年的7.3%以及的7%，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我和同事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预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改善速度，从1995-2009年的3.9%下降到2011-2015年的3.1%，进一步下降到2016-2020年的2.7%。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高路易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变化趋势。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减慢，主要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因素和内在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因而只有靠改革才能遏止该趋势。下面，我们列举在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我国经济面临的若干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速的因素，同时针对不同的情形，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如何着眼与着力，以改变这些因素的变化方向，遏止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趋势。
第一，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进行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我们的计量分析显示，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其中有8个百分点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贡献率是在当时外出农民工大约每年增长4%的情况下做到的，可见，一旦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这个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将弱化。事实上，作为劳动力多年大规模转移的结果，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大幅度降低到的19%。同时，无论从常住人口还是从户籍人口的口径看，农村16-19岁的人口都在达到峰值，今后则进入负增长阶段。由于这个年龄组的人口是潜在的外出打工者，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必然产生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效果。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3%，而2015年上半年只有0.1%。
然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绝非就此丧失殆尽。根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农业劳动力比重达到20%以后，仍然可以保持较快的下降速度，直到10%以后下降速度才明显减慢。常住人口继续从农村向外转移的潜力固然也存在，但是，在劳动力新增量逐年缩小、净增量为负的情况下，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稳定和增加其劳动力供给，是更具潜力并且可以通过改革获得立竿见影效果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这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让更多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使他们更稳定地在非农产业立足。
第二，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缓。艾肯格林等在进行国别分析时发现，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促进因素，一个国家越是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有助于防止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由我国国情决定，新增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明显高于存量劳动力，劳动力素质是靠新成长劳动力的逐年增加而不断改善的。因此，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新成长劳动力数量逐年下降，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将明显放慢。每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各教育阶段毕业未升学和肄业以及博士生毕业人数之和，构成了我国的新成长劳动力。根据预测，这个数字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将以1%的速度递减，必然导致劳动力总体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慢下来，表现为同期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劳动力总量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以相同的速度下降，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一个因素。
面对这种与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相关的情况，我国人力资本培养战略要有全新的思路，教育体制改革要有突破性的举措，做出积极的回应。首先，通过义务教育向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延伸、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多维度地深化教育发展，保持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持续提高。其次，通过提升教育生产率和毕业生质量，促进人力资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转化。最后，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和提高培训效率，改善劳动者整体的人力资本存量。
第三，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全要素生产率归根结底反映的是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和配置效率。如果一种要素的投入超出了合理的限度，破坏了与其他要素的合理比例，必然降低其利用率和配置效率，造成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在探寻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国别因素时，艾肯格林等作者发现，投资占GDP比重（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高的国家，更容易遭遇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2009年我国资本形成率高达46%，按照白重恩的比较，这个水平比不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个最大经济体平均水平整整高一倍。从那以后，由于实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政策，以及近年来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成本上升产生的资本劳动比提高，投资率甚至有进一步的上升，意味着生产同量的GDP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要素。
过高的投资率产生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从结果来看，过度投资以及与之相伴的产能过剩，造成资本利用率和投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从实施方式来看，过度投资往往与大规模刺激政策相联系，倾向于集中在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那些具有更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领域，以及具有创新潜力的新成长企业，产生投资的挤出效应。解决过度投资问题，根本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当前的直接着力点应该是从需求侧刺激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杠杆率和消除过剩产能。进行这类改革的关键是标本兼治，即在对存量进行伤筋动骨式调整的同时，切实从体制机制上阻断增量的形成。
第四，“创造性破坏”过程受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意味着在那些丧失了比较优势的产业衰落的同时，顺应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产业茁壮兴起，以及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退出并消亡，更具竞争力的企业进入并成长。这个过程表现为创造性破坏，恰恰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在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破坏”是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而“创造”却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
由于市场竞争决定企业优胜劣汰的过程，归根结底是以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评判标准，因此，无论是一部分企业的新生还是另一部分企业的消亡，都有助于经济整体的生产率提高。一方面，低效率企业占用着稀缺的生产要素，甚至以“僵尸企业”的形态使资源闲置或休克。这种“僵尸企业”在任何程度上的存在，都以同样的程度降低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另一方面，新成长企业能够脱颖而出，正是在于其顺应比较优势、资源配置合理、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强，从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因素。可见，挖掘全要素生产率潜力的关键，在于消除现存的妨碍创造性破坏机制作用的体制障碍，通过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竞争政策和发育生产要素市场，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使应该退出或消亡的企业真正被淘汰，使新成长企业能够无障碍地进入竞争性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