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必强军，强军必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高度，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大决策。坚定不移地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强军目标、支撑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是打赢未来战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战略需要，关乎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命运，关乎的兴衰成败。
军事改革是古今中外建设强大军队的历史铁律
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对待改革的态度和作为，直接决定着军力强弱和战争胜负。世界军事史不断上演这样正反两方面的活剧。以苏联为例，经历过二战苦难辉煌的苏联红军，战后改革的步伐日趋停滞，自我革新、自我纠错的功能日渐萎缩，成为强大苏军走向崩溃的病根。美国中情局前高官威廉·奥多姆认为，苏军“组织结构在60年代固化下来”“军事政策方面的方针性变化实行起来极为困难”“部队体制、军工生产方面的改革难以筹划，定下来也不可能落实”。反观美军，战后改革步伐从未停止，1947年组建国防部，60年代麦克纳马拉推出以 PPBS系统为中心的国防管理革命，1986年出台《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当前信息化军事转型持续向纵深推进，可以说打一仗改一次、改一次进一步，美军力图通过不断改革，保持对其潜在对手的军事优势。
军队改革蹉跎不前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以天朝自居、闭关锁国的清政府，错失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军事上全面落后于西方列强，导致在鸦片战争等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从19世纪60年代到甲午战争的三十年间，中日同时进行以“自强”为目的的近代化军事改革，但结果却悬若天渊。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圭臬，满足于简单引进仿效西方近代军事技术，而不敢触碰落后的封建军事制度的根本，满足于当“以新补旧”的裱糊匠，而不敢撤换已经腐朽的“四梁八柱”，始终不出“制器”“练兵”四个字，未能将改革由器物层面推向制度层面。清末著名学者宋育仁针砭洋务运动：对于西方国家 “不师其法，惟仿其器”“不揣本而齐末，故欲益而反损”。日本明治维新以“富国强兵”为国策，一方面勒紧裤带从西方购置先进武器装备，一方面仿照欧美建立起义务兵役制度、军政军令分离的近代军事领导指挥体制、师团制陆军部队和常备舰队、初中高级院校配套的近代军事教育体系，实现了对军事思想、军事战略、作战方法、武器装备和体制编制的全方位近代化改造。19世纪70年代，中日同时派员考察欧洲军事，中国咨询船炮器械，日本则考察学校教育，德国首相俾斯麦预言：“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由此观之，甲午战争的胜负，早在战前中日两军的改革中已见分晓。
改革图强是我们党*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习主席指出：“我军改革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没有改革，国防和军队建设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接续递进、波澜壮阔的改革史。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成功地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队伍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确立了人民军队建军治军的根本原则制度、基本组织架构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制定了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确立国家军事领导体制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五统四性”正规化建设要求，推动我军由单一陆军转变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建立起现代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奠定了我军建设改革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开启*进程中，邓小平提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领导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走上*精兵之路，向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大大前进了一步。在将推向21世纪进程中，江泽民着眼解决“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确立了我军建设“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改革目标，开启了我军军事体系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之路。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着眼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以推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组织体制、军事管理创新为抓手，积极稳妥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主席着眼发展和完善军事制度，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亲自领导设计改革强军蓝图，引领我们开创强军兴军的新局面。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顺应世界军事发展潮流实现我军跨越发展的时代抉择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战争加速演进。这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深刻改变国际力量对比，塑造大国博弈态势，影响国际战略格局走向。习主席指出：“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给我军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挑战。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就能乘势而上，抓不住就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世界新军事革命是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构成和关键变量，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前所未有。面对这场继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军事革命之后的又一次划时代军事革命，世界主要国家竞相调整军事战略，加紧推进军事转型，以信息化重塑军队组织形态、重构军事力量体系。战争形态处于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跃升的质变期，核威慑条件下陆海空天网电一体化联合作战日益成为现实，战场从传统空间向极高、极深、极远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拓展，非对称、非接触、非线式作战样式更趋成熟，制信息权成为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的核心，战争制胜机理深刻改变。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差距，我军军事体系是在机械化战争条件下和打大规模地面战争背景下形成的，整体上仍属于陆战型、国土防御型的结构;军事功能还不能满足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的需要，还不能满足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需要，还不能满足履行大国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
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我党我军始终高度关注、积极应对，努力推进军队技术形态、理论形态和组织形态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习主席军事战略思想和作为其政策化体现的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着眼国家由大向强跃升的战略位势和战略需求，深刻阐述了军事战略指导带方向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实现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重大创新，标志着我军理论形态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就是要紧紧扭住强军目标这个牛鼻子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把战争基点、战略指导、战略布局、作战思想等一系列新筹划新设计，贯彻落实、转化运用到军队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上，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要着力解决长期困扰我军、羁绊强军兴军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军兵种力量规模结构、军队政策制度、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在进一步缩小我与强国军队“技术形态差”的同时，加快解决与强国强军要求不相适应的“组织形态差”，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保障。
百舸争流、千帆竞渡。我们要赢得战略主动权，就必须树立停滞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强烈忧患意识，树立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战争高度负责的使命意识，树立充分利用国家发展“三个前所未有”战略态势的机遇意识，不失时机地把国防和军队改革引向深入，推进到新境界新高度。俄罗斯前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曾说：“改革的最佳时机就是现在，明天改革就会更加复杂，再迟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了。”战略机遇期对国家来讲是通过改革发展实现经济实力跃升的相对和平期，对军队来讲是通过改革备战实现军事能力跃升的有限窗口期。能否维护战略机遇期，能否从容应对战略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队改革的力度、深度、广度和速度，取决于军队通过改革凝结起来的慑战、止战、胜战的威慑和实战能力。机遇对各方是同等的，本质是竞争性利用。我们只有抓住机遇、锐意改革，才能跟上时代、引领时代，才能超越自我、超越对手，才能实现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在强国进程中实现强军的战略举措
“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习主席指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在国家总体战略中兼顾发展和安全，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融入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统筹筑牢安全和发展两大基石，既是强国之策，也是强军之道。
能不能把富国与强军辩证统一起来，历来是大国能否实现崛起的关键。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追溯了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分析了国际体系中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军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他认为大国兴衰的基本规律：财富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如果一个国家把大部分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是用于创造财富，从长远来看很可能导致国力削弱;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度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抵消。国富而兵不强，像我国历史上的宋朝、晚清，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一流的经济体量，但终究落得个丧权辱国的惨境。穷兵而黩武，像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冷战时期的苏联，虽然军事实力称雄逞强于一时，但终究难逃失败崩溃的命运。
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至关重要。实现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同步增长，不断提升国家战略能力特别是军事能力，是我们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确保这艘大航船行稳致远的战略“压舱石”，也是我们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战略着眼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越是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要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必须统筹应对经济上“中等收入陷阱”和安全上“修昔底德陷阱”两种战略风险，必须实现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平衡发展、融合发展，在资源投入上追求“1+12”效应，让经济与国防两个拳头都硬起来，真正做到孙子兵法所讲的“以己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战而屈人之兵”。
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打破军民二元分离结构、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建国初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这一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军民融合等一系列重大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明确把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随着当代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新军事革命的迅猛发展，军事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的关联度空前紧密，军民一体、平战一体、前后方一体的战争特点越来越突出，军用资源与民用资源的相通性、相关性、替代性越来越明显，建立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体系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共同选择。美国提出建立军民“无缝”契合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体系，90%以上的军队武器研制生产由私营企业承担。日本积极推行寓军于民、以民掩军政策，构建军、产、学三位一体的武器装备研发体系，民营企业科研机构承担着80%的武器装备研发任务。与世界强国相比，我国军民融合还处于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军民相互融合的领域范围亟待拓展，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障碍和利益藩篱亟待突破。这就需要我们用改革的视野、改革的思路、改革的办法，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从体制、机制、法制上构建起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备、衔接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实现经济建设规划与国防建设规划、经济布局与军事战略布局全要素深层次对接;形成在重大基础设施和新型安全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充分更加高效地融合运用军与民两种力量、两种技术、两种资源，建设强大军队，形成强大军事能力，为维护国家和平发展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