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院已组建了一支核心研究团队。
博物馆中古老的采药、制药工具与研究院先进的现代化仪器设备，展示了民族医药的文化魅力和科技力量。（本文图片由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院提供）
博物馆中古老的采药、制药工具与研究院先进的现代化仪器设备，展示了民族医药的文化魅力和科技力量。（本文图片由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院提供）
7000多条记录的各民族传统药材，5万多种不同来源的传统方剂，近3000种验方，5000多项国内医疗和研究单位的相关研究成果，7000多个国内相关医药企事业单位信息，6000多条国内与传统医药相关的专利……囊括以上种种数据信息的，便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院近几年建成的“民族医药信息数据库”，总数据量高达1500GB。
“在这里，与民族医药相关的大多数信息都能检索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庞宗然教授说。
以服务少数民族医药卫生事业为宗旨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院，虽然建院历史不到10年，却培养了大量的民族医药人才，而且大大提高了民族医药的科技含量。近年来，该院建立了民族医药信息数据库，55个少数民族全基因组DNA样本库，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与医药成果博物馆等诸多软、硬件平台，在民族医药行业起到了示范与辐射作用。
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与现代高端科研技术，在这里得到完美融合。而这正是我国少数民族医药近年来取得迅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打开新局：从“单一模式”发展到“多元化格局”
近些年来，从“何时现彩虹”到“迎来发展的春天”、“撑起一片蓝天”、“迎来政策甘露”等，与民族医药共同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那些词句，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正如著名的民族医药研究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诸国本所总结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医药在经历了自发存在和逐步边缘化、发掘整理和基础建设、大力发展和深化内涵建设3个时期。
尤其是近年来，在提倡“中西医并重”的同时，国家把民族医药摆在与中医药同等重要的地位予以大力扶持，打开了新时期民族医药发展的新局面。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明确提出了“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2006年10月，*发布的《关于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200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了《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9年，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可以看到，民族医疗机构由过去政府在民族地区单一举办的模式，逐渐转变为政府举办为主，社会力量办医为辅，并在非民族地区开设的多元化格局。截至2011年，全国有藏、蒙古、维吾尔、傣、壮、朝鲜、苗、瑶、回、彝、土家、布依、侗、哈萨克、羌共15个民族，设置本民族医药的医院共200所。
2011年，中央财政投入经费共计6.64亿元，支持274所中医民族医医院改善基础条件，覆盖了12个民族。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4800万元，用于支持6家省级民族医医院开展省级民族医特色医疗服务能力建设项目工作。截至目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先后确定了两批、共22所重点民族医医院项目建设单位，评审、确定了11家三级民族医医院，启动了69个“十二五”重点民族医专科（专病）项目。
民族医药不仅关乎人类健康和医疗，其独特的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庞宗然教授介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央民大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院于2007年建成了集各民族医、药、方等于一体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与医药成果博物馆，向大众开辟了一扇了解民族医药文化的重要窗口。
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副司长杨龙会看来，民族医药得到各方的重视，有传承民族文化、尊重民族感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出于人们对其实用性、疗效性的需求。民族医药以其鲜明的诊疗特色和相对低廉的服务价格，受到了民族地区广大群众的欢迎，在非民族地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有些民族医药的疗效，甚至是现代西医药无法替代的。”杨龙会说。
庞宗然是一位具有多年临床治疗和研发经验的医师、教授，翻开其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医疗技法》一书，藏医的尿诊、蒙古医的酸马奶疗法、维吾尔医的埋沙疗法、回医的外治法等民族特色技法尽显其中。“民族医药在常见病、多发病和一些疑难重症诊疗上，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诊疗方法。”庞宗然惋惜地说，“有些正濒临着失传的危险。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记录、整理这些宝贵的医药遗产。”
拨云开雾：政策引导，能否破解人才缺乏难题？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院自2005年设硕士点、2008年设博士点以来，已向社会输送了数百名少数民族医药人才。“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去最需要他们的民族地区。”庞宗然的话语中透露着一丝无奈。
由于本民族群众的需要和认可、药材获得的方便等原因，民族医药的主要阵地还是在民族地区。近年来，藏、蒙古、维吾尔、傣、朝鲜、壮、苗、哈萨克等民族医药学，相继从古老的口耳相传模式进入了现代化高等院校的课堂。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计，仅2011年，全国民族医药院校在校生约有2.77万人、毕业生6457人，攻读民族医学硕士学位的在校学生共170人、毕业生59人，攻读民族医学博士学位的在校学生共57人、毕业生14人。
尽管如此，全国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的人才需求仍得不到满足，尤其是民族地区。由于人才引入制度等方面的局限，科研单位、高校培养的人才流入民族地区的很少。对此，庞宗然希望有关部门适当降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门槛，让更多来自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才，能有机会得到系统的培养。“少数民族学生毕业后去民族地区就业的可能性更大，也较易融入民族地区。”庞宗然说。
事实上，除了人才缺乏，由于民族医药自身具有的基础薄弱、科研起步晚、认知程度低、发展不平衡等局限，在我国现阶段，若将其和西医药、中医药同时抛入同一个医疗市场，发展前景着实堪忧。以民族医医院为例，在200所民族医院里，发展较好的藏医医院、蒙古医医院、维吾尔医医院分别为73所、54所、42所，而覆盖其他12个民族的民族医医院总共只有31所，平均每个民族不足3所。
在杨龙会看来，政府的政策和经济投入，是决定民族医药发展的重要因素。加上教育和科研队伍的壮大、基层群众对于民族医药的认可，民族医药才能得以全面发展。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藏医药事业，西藏自治区于上世纪90年代就启动了藏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项目，并于2010年底出台了《进一步扶持和促进藏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创办了全国唯一的藏医药高等院校，已为全国藏医药行业输送约3000名人才。
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医药事业，内蒙古自治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2001年，该自治区颁布实施了《内蒙古自治区蒙医中医条例》，成为全国第一个以立法形式推动民族医药发展的省区。2006年，该自治区政府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扶持蒙医中医事业发展的决定》，将蒙古医医疗机构作为全额拨款单位，从2007年到2009年，自治区本级蒙古医中医专项经费就从1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目前在内蒙古，一些旗县的蒙古医院收入甚至超过了西医医院。
自1999年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以来，民族医若要取得行医资格，必须遵照法律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目前，藏、蒙古、维吾尔、傣、朝鲜、壮等6种民族医已被纳入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体系，通过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或经认定取得民族医医师资格的人员约有1.2万人。然而，囿于学历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汉语水平程度不高、缺乏现代医学理论知识等局限，从业人员通过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有一定的难度，客观上限制了一大部分民族医从业者合法从事民族医医疗服务。
为了弥补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体系给民族医人才发展带来的局限，原卫生部于2006年出台了《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鼓励符合条件的民族医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通过跟师学习等方式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共同开展将农村具有一技之长的中医药（包括民族医药）人员纳入乡村医生管理工作，对符合条件的人员允许注册为乡村执业医生。
破局之困:科研创新，能否打开民族医药发展之门？
如果说，政策引导为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那么，科研创新便是其获得长足发展的生命之源。
继内蒙古、西藏之后，其他民族地区也陆续出台了扶持民族医药发展的各项政策和具体实施方案。201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台了《广西壮瑶医药振兴计划（2011年-202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也出台了《关于扶持和促进回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并于今年年初制定了一系列回医药人才培养和引导计划。
如今，我国民族医药科研队伍正逐渐发展壮大。科研创新，能否为民族医药发展打开一扇门？
今年3月，在教育部公布的2012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获奖项目中，由中南民族大学牵头、联合广西民族医药研究院和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等两家单位共同完成的“壮族及傣族药用植物的研究开发与应用”项目榜上有名，获得了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该项目组发表论文136篇，其中SCI收录31篇，出版著作4部，申请发明专利8项，研发新产品6个，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医药的传承和创新。
民族医药与西医药、中医药结合治病已成为现代民族医药发展的一个趋势。2008年，“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获教育部“*和创新团队计划”立项，成为国家民委系统第一支、也是目前唯一一支国家级创新团队。作为该创新团队中的骨干，庞宗然在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相关研究中发现，虽然现代西医药在糖尿病的治疗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在其并发症、如大血管并发症的治疗中，民族医药有其独特的优势。如此一来，民族医药与西医药可以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同步治疗中高效配合，相得益彰。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推动民族医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民族医药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似乎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近年的全国“两会”上，常常从少数民族代表和委员那里听到将民族医药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呼声。可喜的是，今年全国“两会”闭幕后不久就有喜讯传来??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的努力下，最终有5种民族药进入了2012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其中藏药、维吾尔药各两种，蒙古药1种。民族药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实现了零的突破。
我国的少数民族医药事业正在破局，但是，其中面临不少难题。中央和地方的支持，继承与发展的同步，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使得各民族医药之花在经历暂时的萎缩后，正在积蓄着一股股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