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相当一部分企业现在所面临的群体性困境，比如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上涨，出口企业利润空间降低，招工难，员工成本上升，乃至员工与管理层矛盾冲突加剧，其实原因早已潜藏在中国企业的成长模式之中，今天的困难不过是昨天成功的另一个版本。
此一时，彼一时。用现在的标准要求过去是不公平的，但用过去的成功去面对未来，则是一种错误，要知道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再往前走两步，三步，甚至N步，便是一种狂妄与无知了。要知道过去基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竞争优势，已经走到了尽头。面临国际经济压力下的中国企业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转变发展方式，把复制与模仿的大旗降下，升起一面新的旗帜，这面旗帜的名字叫创新!
事实上，这样的历史在世界各国都上演过。美国七十年代面临经济衰退，从中东石油危机，到能源危机，再到传统“烟囱工业”的倒闭潮，此时，美国企业树立起创新的大旗，用德鲁克的话来说，整个美国完成了从“管理型经济”进入到“企业家经济，”从而迎来了美国长达二十多年的高科技增长。
日本当年也面临过日元升值，大宗原材料上涨，员工成本上升等目前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但日本出了索尼这样的公司榜样，他们创新出了WALKMAN这样划时代的产品，日本也出了丰田这样的公司榜样，他们发明了“小批量灵活生产系统“，把个性化与工业化生产有机地联为一体，更重要的是，日本的中小企业都以领先国际市场为己任，创造了很多行业的”隐形冠军“。从而彻底改变了日本产品在全球的低廉形象，使日本产品成为全球优质产品的代名词。
所以，从模仿到创新，这是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关口，这样一个关口可以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诺曼底，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就此调头的滑铁卢。而在这样一个关口，我们最需要的也许不仅是勇气，更需要的是在国际化大背景下，重新审视自己脚下的土地，突破自己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思想与智慧。
我是学社会学的，在谈论任何转型或突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文化上的问题。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吧，为什么同样是企业改革，中国企业会很容易地选择了从土地承包，到企业承包，到私有企业之路?为什么中国企业会自然地选择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为什么中国房地产能够成为近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如果我们抛开技术层面的因素不谈，从这些增长中，我看到的是文化的力量，那就是中国以人际关系为特征的动力体系，以及以实用主义的方法论体系。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中国初期大量的中小企业家的创业动力，更多是来自于在社会生活中的出人头地，来自于帮助家族提高名望，以及来自于要超过周围人的“比较动机“。夸张一点说，中国一些企业家的创业动机与中国奢侈品的消费逻辑是一致的，那就是要超过别人，特别是自己周围的人。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的实用主义逻辑，往高一点说叫“包容“，往低一点说叫”有用就是真理“。温州是中国最早的企业家创业圈，但温州今天同样成为中国企业以”炒“为业的投机化倾向的代表，这当然有体制的原因，但整个中国以“免费软件”为荣的硬件化倾向，背后的原因肯定是要从文化上去找。
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中国企业要创新，最大敌人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观念层面的，创新最大的敌人是传统的文化，而不是创新的技术：
一、当我们的创新动力大多是以周围人为价值，而不容易以市场为价值的时候。
经营企业的标准就被外在化了。在创业初期的时候，“突破”与“不按常规”成为这些企业家的追求，但在成功之后，人际导向的价值观体系，会抑制企业家的创新力，因为这种时候，企业家们会很在意周围人的看法，在意社会的评价，更在意他在周围人心目中的地位。这种时候，他们是要保，要守，而不是创新。
二、创新最关键的要素是鼓励创新，但在实用主义文化下的结果英雄论，却是创新的最大敌人。创新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失败的，只有少数会成功。或者说，企业赢利就是为了创新，创新与赢利之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但实用主义的结果论，会把创新局限在“创新一定要成功”的成功学逻辑中，这样的逻辑推动的是企业家去寻找捷径，而不是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美的选择做房地产，柳传志选择做联想控股的动机到底是做一家伟大的公司，还是做一家“结果英雄论”的公司，我深表怀疑。
三、更重要的是，创新经济往往是把产品型经济转型到服务型经济，服务业是第三产业，越是发达国家，服务业占的比例越高，比如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服务业都占到差不多80%左右。但中国企业喜欢把服务免费化，因为这符合服务道德化的传统文化思想，像海底捞，海尔就是把服务道德伦理化而不是市场价格化的做法。
这类做法最大的问题，就是扭曲了竞争要素的价格信号，把最有价值的“服务要素”人为地降低到免费的地位，而把越来越没有价值的“产品要素”人为地抬高到高价的地步，其实摧毁了中国企业在客户价值体系的创新价值链。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懂得服务的背后是员工价值的体现，那么，人的智慧就没有了价格，智慧没有了价格，创新从何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