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麻省Babson学院的“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给出了企业家精神的定义，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痴迷机遇、整体把握和协调领导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这种精神可以甄别机遇，不管当前的条件是否具备;可以利用机遇在个人、公共和全球性部门创造财富”。一个企业家能够看到、评价和追索机遇，而一个管理者却关注如何利用可能的资源而实现最好的结果。
尽管我曾认为自己是一个企业家，但我不是，我转而从事了政治领导工作。我认为现在探讨的问题可以近似地表达为“领导者是天生的还是经过后天训练而成的”?如果一个人没有领导素质，那么无论如何训练也无法显著提高其领导能力。而那些具有领导素质的人可以通过训练成为更加优秀的领导者。
英国人曾经有过很多伟大的发明，例如蒸汽机、织布机和电动机等。他们曾经获得过很多诺贝尔科学奖。然而他们却没有将这些发明商业化。正如研究企业家精神的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他们没有将这些发明转化为可以获得人们可以购买的、具有利润的商品或者服务。为什么英国人缺乏将发明商业化的能力?我认为这可以归咎于他们国家的文化。两个世纪的帝国时代造就了一个高度重视旧式财富和封邑贵族的社会，人们看不起新兴的富人。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凭借智力技能获取成功和受人尊重，成为律师、医生、专业人士等，这些人通过脑力劳动获取财富，而不必弄脏双手，不像工程师或者靠体力劳动而总是弄脏自己双手的人那样。旧式财富和封邑贵族的态度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而新富者并不能为上层社会所容纳。只有他们的后代可以通过接受必要的公共学校教育和大学教育之后才能够被上层社会所接受，这时候这些新的财富经过熟化而成为旧式财富。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起，玛格利特·撒切尔夫人开始改变英国人对于新旧式财富的根本价值观念和态度，她推行国有产业部门的私有化，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不像她的同辈人那样，撒切尔夫人不把“利润”视为一个肮脏的词汇。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非常有说服力，同样的公司，由大多数利益人提名并为这些利益人负责任的管理者掌管公司要比经理和董事会掌管的公司有着更为丰厚的利润。
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价值观念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差异。美国是个前沿性的国家。美国存在着差异，但是不存在阶级差异。每个美国人都会颂扬致富，美国人都想成为富人并为之竭尽全力。这可以大大鼓励创建新的企业和创造财富。为了将科学发现和发明商业化，美国人进行革新和创办新的公司，从而不断创造财富。美国社会总是在发展和变化。美国人申请的专利领先世界，他们努力生产新的产品，或者使得产品生产更好、更快、更廉价、生产率更高。如果能够发明一种在美国市场上畅销的产品，那么随后就能占领世界市场。
1999年2月《经济学家》杂志在评价一位高龄日本企业家的时候写道,“自力更生的人在傲慢的日本社会会招来嘲笑和贬抑。”这也是撒切尔夫人没有试图改变旧观念之前英国上层社会的态度。
过去十年我们见证了美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复兴，收复了曾在20世纪80年代让日本和德国攫取的产品市场，我非常欣赏美国人所具有的这种企业家精神。但对每个成功的美国企业家来说，他们大多都努力过、失败过。有些企业家经过不断努力和失败，最后获得成功。有些成功的企业家继续创造并创办新公司，自己成为拥有多家公司的企业家。这就是美国大公司成长的方式，这种企业家精神创造了一个具有活力的国家。
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决定着中国优秀年轻人的包袱。自从春秋时代，传统中国社会就把学者即“仕”视为首要的价值选择，其次是“农”，再次是“工”，最后是“商”。这是一个农业社会的社会等级观念，即使在现在的大众文化中也没有多少改变。世世代代优秀的中国青年选择“仕”(学者)的道路并通过科举体系成为一名官员。这种观念在日本和朝鲜也占有主导地位，二者同样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即使在现在的中国、日本和朝鲜，很多最好大学的最优秀毕业生愿意在政府部门谋求职位，而不愿意加盟私营公司。这种现象在新加坡也同样存在。结果呢，这些国家没有很强的企业家精神传统。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牛津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大多在政府部门寻求职业，而之后自由主义革新的“大爆炸”为伦敦金融服务业带来了巨额回报，因为很多天才进入这一行业。美国的情形一直相反，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从事商业，或者加盟大型公司，而不是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我的经历修正了我早年“企业家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锻炼出来的”观点。很多年来，我比较了香港和新加坡商人的差别。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既令人欢欣又让人悲伤。随着共产主义解放大陆，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实业家、银行家、船运商和商人从沿海城市如上海、厦门、汕头和广州涌入香港。这些人在香港发展制造业，最初是纺织业、塑料、玩具、船运和银行业。他们是有经验的企业家，并与其他一些移民逐渐孕育了企业家文化。有个香港制造商移民新加坡并成为新加坡人。他告诉我，他雇用新加坡人为自己工作，二三十年后这些新加坡人仍然在为他工作，只不过已经成为高级管理人员，而他移民新加坡时从香港带来的管理人员却离开自己开始经营自己的服装业。这些香港管理人员看到他的成功经历并去践行。因此我必须改变我原来的观念了。社会上存在一种所谓的企业家文化，可以鼓励很多人努力从事商业并取得成功。
新加坡没有深厚的企业家传统，这一点并不奇怪。我们的商人多从事贸易和船运，并没有投资建厂的经历，因为建设工厂需要长期的酝酿和大量的投资，然后才能够维持和盈利。新加坡银行对开办工厂的商人提供贷款并不热情。我们的银行家没有相关投资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的经历和专业知识。当需要解决工业化过程中的高失业问题时，我们必须着手建立新加坡发展银行以解决向制造业贷款的风险问题。这就是GLC诞生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家，缺少资金，政府只好接受这一任务进行制造业投资。成功的财政部长们，例如Goh Keng Swee、Hon Sui Sen、Lim Kim San，都创建了新的企业。例如，Goh与政府官员共同开拓了一条新的航运线路，一个巴基斯坦航运专家给予他们指导。NOL事实上成功了。马来西亚-新加坡航空公司倒闭之后，我们创办了新加坡航空公司(SIA)，这个公司是由一些优秀的公务员领导的。国家钢铁公司、Chartered Industries、Keppel、Sembawang和Jurongshipyards，还有几个食物加工企业，都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认为政府主管人员作为企业家有什么不正常，反而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选择最有前途和能力的政府官员掌管这些新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