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

商鞅式的企业文化

“十连跳”听起来像田径术语,比如跳高、跳远什么的,但其实是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的专用名词—从2010年1月23日到5月21日,富士康共有10名员工跳楼身亡,年龄最大的24岁,最小的18岁。

一边是“全球500强”企业,另一边是生命个体,无论是冥冥之中哪一股力量把二者结合到一起,为什么悲剧会屡屡发生?

对此,有心理专家罗列数据,言之凿凿地说,比起社会上的自杀率,富士康的自杀率并不高;有媒体调查指出,富士康的工资、福利比许多企业都高,“远称不上血汗工厂”。两者互为印证,结论自然是员工跳楼盖因个人生活或心理有问题。

别的不敢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自杀的是这些心理专家、媒体记者的儿女或兄妹,他们就不会如此冷静地分析、调查,得出荒谬的结论了。

郭台铭说:“我总对员工们说,集体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媒体报道说:郭台铭“以军阀的铁腕管理着”富士康。或许,我们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寻找答案的线索。

对于中国人,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王小波先生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始终是一个争论不断的话题。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政体的专制,学者们并无异议。然而,同样是专制,为什么春秋战国(诸侯国国君专制)与秦帝国之后(秦始皇、刘邦、朱元璋等帝王专制),同样作用于中国,却有巨大的不同呢?

其实,中国专制历史的分野,是在商鞅变法之后。商鞅变法,主要内容为定都、建县、辟土、定赋、本富、劝战、禁奸、重令。其中禁奸规定: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互相觉察;一家有过,九家举报,不举报者,十家连坐。

政令一出,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商鞅把他们全都拘禁于官府治罪,发配边疆。因为前者“梗令”,后者“媚令”,皆非“良民”。同时大开杀戒,商鞅经常到渭水监斩,最多时一天诛杀700人。

严刑峻法之下,秦人完全异化为“农业生产机器人”和“军事战争机器人”,不敢对政令言是言非,唯有机械地遵照执行,具有极高的效率。虽说苛政猛于虎,秦帝国兴于商鞅变法,亦亡于商鞅变法,但汉袭秦制,千年之下,由于商鞅之道确实可以驱万民为一人之驱使,剥取天下之财富供一人之淫乐,所以商鞅虽亡,其政绵延不息。

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化工业产生了“经济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人异化为流水线上的零部件。其实,中国农民在商鞅变法之后,始终是典型的“经济人”,“冷漠”地置身于帝国的兴亡之外。

专制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但商鞅以极其不人道、野蛮的手法,一层一级地推进到社会底层,彻底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却是之前与之后封建专制的最大不同。

富士康“十连跳”悲剧的背后,是商鞅式的企业治理模式—郭台铭的“铁腕管理”层层推进,对员工进行精神奴役。

《第一财经日报》刊发标题为《工业化冷漠下的富士康帝国》的记者采访文章,指出:“5月14日,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晚会,这是专为入职不到3个月的新员工准备的晚会。4月开始,富士康龙华园区几乎每周都有一次这样的活动。在这场励志晚会上,很多90后员工看到一半就想退场。‘不许出去!’门口几个保安粗暴地喊话,随即拿着一根棍子拦在了门口。”

富士康员工程林说:“在生产线上,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

假如商业帝国的崛起,在中国,只是制造新一代“沉默的大多数”:兴,员工苦;亡,员工苦—它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从心理有没有问题和工资、福利高不高看富士康“十连跳”,不如反思商鞅思想之流毒,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构建健康的企业文化,告慰那些年轻的亡灵,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或许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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