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全国两会热词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改革，作为曾经火透了2015年的词，如果到现在你还表示不知道的话，小编罚你先去面壁3分钟。
惩罚归惩罚，善良体贴的小编还是耐心给你解释一下，所谓的供给侧改革，用直白的话来讲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
如果你还表示很迷茫很困惑的话，快车教育小编提供以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它解释的可是很形象滴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1]
1月26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面对中国经济当下的困局，仅从需求侧着手已经很难有所突破，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入手改革，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才是结构性改革。
改革背景
在计划经济时代，央企的生产力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自2003年后，央企生产力变革变得很缓慢，主要原因就是央企的体制与机制很陈旧。第一是央企的机制缺乏活力，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第二是政企不能分开，尤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牢牢捆在一起;第三是央企的发展以扩张型为主，造成目前严重的产能过剩;第四则是央企被内部人控制严重，腐败加重。国企改革应该从解决过剩产能入手。
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很严重。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
由于产能过剩的企业占据着大量人力、资金、土地资源，使得生产以及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因此，势必要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僵尸企业”不退出，企业转型就不可能实现。
“僵尸企业”都普遍处于一种按兵不动的“熬”冬状态，或在等待来年形势转好，或想把这种情况拖下去移交给下任解决。而领导层则希望其能够腾“笼”换“鸟”，这其实是很困难的事。
供给侧要通过产业的调整，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来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通过结构性改革调整，应该对经济的增长有一个乐观的预期。
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
传统的先增长后治理、追求增长忽视公平等发展方式失去了可持续性，必然走到尽头。
新常态下，结构调整是一种大逻辑、大格局、大趋势，是中国无法回避、必须进行的一场变革。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的重头戏，也是考验中国经济能不能转型升级的关键。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需要结构性改革来推进，需要在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发力。
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为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普遍认识到推动结构转型、改革原有经济运行模式势在必行。[5]
中国过去主要采取需求管理政策，拉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来推进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一些经济增长效果，但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中国不得不对这些前期政策进行消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主要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保增长或稳增长的效果。
但是，宏观调控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虽然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措施，但 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这就使得中国不得不重新思考：为什么抚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没有完全找对病根，没有对症下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针对结构性问题，不能用解决周期性波动的宏观政策去应对，而要采取结构性改革去化解。
存在问题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
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去有针对性地解决。
1、产业结构问题
产业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为此，需要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动力;需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去淘汰落后产能和“三高”行业等。
2、区域结构问题
区域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人口的区域分布不合理。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尤其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区域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例如，有些地方享有很多“特权”政策，有些地方发展严重滞后。为此，需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区划体制改革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解决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使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自由流动、优化配置。
3、要素投入结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入，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导致中低端产业偏多、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等问题。为此，必须要加快科技体制、教育人才体制等改革，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更多地实现创新驱动。
4、排放结构问题
中国排放结构中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这种不合理的排放结构导致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比较大。为此，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特别是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5、经济增长动力结构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特别是过度依赖投资来拉动。其实，“三驾马车” 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对应着改革、转型、创新) “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转型、创新，来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6、收入分配结构问题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居民贫富差距都比较大，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地区、少数行业和少数人中。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和财税制度改革等，促进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缩小贫富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