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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陕西科技大学教务管理系统相关新闻推荐

为全校师生讲思政课,是党委书记的职责,也是开展师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但这堂思政课,却是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的“命题作文”,要求结合本校实际并从小处入手、大处着眼,还要制作成一节课的录像。我一直以为,发挥主渠道作用,切实做到“三进”,进教材、进课堂相对容易,真正做到进头脑,才是思政课的重点和难点。解决思想认同和理论武装问题,首先要进耳朵,听得进去,也就是要有抬头率,而要做到这一点,通俗易懂、同频共振是前提。

我平时在学校作报告,很少拿稿子,自己拉几页纸的提纲,师生一般都听得高兴。平心而论,尽管效果还不错,但口语比较多,真要录像,在更大范围内播放,确实成了我的心病。为了讲好这堂思政课,我和搞宣传的同志们商量,确定了学校这几年凝练并传承、发扬、光大“三创两迁”大学精神的主题,自己认认真真熬了几个夜,写了下面的稿子。

书面表达和口头语言本来就是两回事,并且为了满足40分钟的讲课要求,就不得不把一些细节性的语言删掉了。再加上对新媒体相对生疏,在镜头前总是拘谨放不开,失去了平时讲话的随意和生动。课程录好,宣传部的同志让我审查,我说我不看了,让他们把关。不是我不负责任,而是我觉得自己虽然完成了任务,但肯定与自己一向倡导的通俗易懂、平白浅近的文风相差很远,实在是自己不敢再看。现将自己所写的讲稿发出,虽然知道这非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表达,离生动活泼有很大距离,但我聊以自慰地想,这总会比录像效果好一点吧。

但愿能如我所愿!

??陕西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姚书志

一、从“一二三”到“三二一”

在2016年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借用朱熹所说的“月映万川”,来阐释高校的校训和传统同的内在要求一致性问题。我理解,“月映万川”的“月”,就是,“万川”就是全国2900余所普通高等学校。所谓“月映万川”,就是说,应该照射到所有学校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各个学校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应该反映出的光辉。

具体到陕西科技大学,我们2006年底全校从咸阳整体东迁西安,最主要的就是为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2007年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在迎评汇报会上,我校用扎根西部、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来总结一代代陕科大人的精神风貌,以“一次划转、两次搬迁、三次创业”的“一二三”来概括我校波澜壮阔的办学历程。这个视角打动了评估小组的所有专家,我们学校获得评估中的最好成绩??优秀等次,极大地鼓舞了全校师生。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评估专家组组长、吉林大学原副校长赵继同志在意见反馈会上,既高度肯定了学校的办学成绩,也推心置腹地指出,陕西科技大学从北京到咸阳、从咸阳再到西安的办学历程中,财产损失、人员流失都是巨大的、惨痛的。再加上学校原来是全国轻工业院校的“龙头老大”,又错失了进入“211”院校的良好契机。从经费投入上来看,建校时国家很穷,没有资金支撑;西迁咸阳时,人心不稳,上级投入有限;成为划转院校后,受制于陕西省高校多、财力有限,东迁西安基本上全靠银行贷款建设新校区。尽管如此,但从整体上看,陕西科技大学的每一个关键历史节点,一直和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节点基本都是吻合的,可以把发展历史浓缩为创业史、搬迁史、划转史。创业尤难,搬迁次之,划转是偶发因素。以“三次创业、两次搬迁、一次划转”的“三二一”提法,来概括学校饱含艰辛又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可能更为贴切。现在回想起来,专家的意见眼光独到、思虑深刻。从此以后,学校各方面在对外介绍情况时,基本都采用“三二一”的提法,说明这个提法在学校上下已经达成了思想共识。

那么,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三二一”的提法,也就是“三次创业、两次搬迁、一次划转”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学校1958年创建于首都北京,时名北京轻工业学院,隶属于原国家轻工业部,是新中国第一所轻工高等学校,这是学校的第一次创业。1970年,国家高等教育战略布局调整,学校与其他20余所高校一样,都迁出北京,史称“京校外迁”。我们西迁至陕西咸阳,更名为西北轻工业学院,这是学校的第一次搬迁。伴随着西迁,学校开始了在非省会城市,历时36年之久艰难的第二次创业。可以说,第二次创业成绩是巨大的,尤其是1978年,学校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88所重点院校之一。1998年,国家高等教育布局再次作出重大调整,西北轻工业学院由原轻工业部划转至陕西省,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的体制,这就是“一次划转”。2002年,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更名为陕西科技大学。2006年,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学校再次东迁至西安市现在的地址,这也就是第二次搬迁,并随之开启了第三次创业。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从西部大开发、高等教育东西布局总体平衡的高度,对西安交通大学15位老教授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西迁精神。我们学校发展史中的第一次搬迁,就是在咸阳认认真真开始了第二次创业,没有像大多数“京校外迁”院校一样,于改革开放后又整体回迁北京,而是按照国家布局安排,切实扎根西部,留在了陕西。基于这个事实,陕西省委把我校也确定为西迁群体的光荣一员。我校将每年的3月30日设立为西迁纪念日,既是要记住这段特殊的历史,记住那批西迁人,也是为了发扬光大西迁精神,更是回信精神,建设和发展好这个有着姓党、爱国、为人民光荣传统的学校的具体举措。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我校“三次创业、两次搬迁”的办学历程中,所谓“三次创业”指的是在北京、咸阳、西安三地的办学实践,所谓“两次搬迁”指的是从北京搬到咸阳、从咸阳搬到西安这两段历史事实。办学地点的变迁势必带来时间空间的交叉和人物事件的重叠,给代际划分带来了一定困难。有的是在北京第一次创业时期的师生(1958-1970),比如潘津生教授,他们从北京搬迁到咸阳,参加了在咸阳的第二次创业,那么,他们既是第一次搬迁者,也是第一、第二次创业者。特别是学校在咸阳的第二次创业,历时36年之久(1970-2006),时间长,事件多,人事变换复杂,许多学生的老师,以及学生的学生,都是第二次创业的亲历者、见证人,给这种代际划分增加了更多的困难。改革开放后在咸阳招收的大学生,比如张美云教授,很多从北京搬迁过来的老师(第一、第二次创业者)都给他们上过课,他们学成毕业留校(咸阳)成了教师(第二次创业者),他们的学生也毕业留校(咸阳)当了教师,也成了第二次创业者,后来老师学生又一起参加第二次搬迁,从咸阳来到西安,都成了第三次创业者(2006至今)。

我常常会惊异于学校和社会上对我校历史认知上细微的差别。我们自己经常把学校的历史概括为波澜壮阔,而2007年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2016年审核评估以及学科评估、学位点评估专家组和平时来校的专家们,在听到我们对校史的介绍时,更多感受到的却是艰难曲折。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波澜壮阔和艰难曲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表述的不同,这里,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几代陕科大人历经三次创业、两次搬迁、一次划转后,我们不但没有垮掉,反而愈挫愈勇、成就今日之辉煌,支撑我们一直走到今天的,究竟是什么?

我理解,除了党和国家的支持,还有凝聚陕科大人在艰难中前行、在逆境中拼搏的一种内在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几代陕科大人坚守并传承下来的大学精神。那么,这种精神从哪里来?到底是什么?

我想,这种精神源自于学校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一桩桩感人的事。正是这些人和事,包孕着一代代陕科大人集体的精神和力量,推动着这个学校从低徊走向新生,由艰难迎来辉煌。也是在这个艰难曲折又波澜壮阔历史进程中,沉淀下了优秀文化基因,汇聚起了进取向上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大学精神的思想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