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655万，比上年减少32万。由于单独二孩政策于在全国逐步开始实施，2015年是该政策完全实施后的第二年，因此也应该是政策新增人口的高峰年。然而，2015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这说明低生育率形势比之前的普遍估算更低，也更加验证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远低于卫计委之前的估算。
在2015年2月9日召开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研讨会上，国家卫计委官员预计，“2015年受单独两孩政策影响，出生人口将比多100万左右。”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说，在出生人口跳跃式上升的基础上，2015年出生人口可能再度较大幅度攀升，或将逼近1800万。他判断,单独两孩的出生可能会大量出现，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
最新的数据再次证明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严重高估了生育水平，也说明卫计委一再声称的“单独二孩政策基本符合预期”的判断是罔顾基本事实的歪曲。首先，出生人数比减少了32万人，远不是国家卫计委预计的增加100万左右。其次，出生人口为1687万人，比2013年仅增加47万人，幅度仅为2.9%，完全不是翟振武所称的“跳跃式上升”；而2015年出生人口仅为1655万，也远不是翟振武所称的逼近1800万；
导致出生人口下降有两个因素，一是适龄女性数量在减少，二是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在降低。2015年出生人口不增还减，说明单独二孩政策带来的出生人口增幅要远小于上述两个因素带来的减幅。虽然我们一直认为单独二孩政策对中国生育率提升的效果是杯水车薪，但2015年出生人口比减少32万的数据，也比我们之前悲观的预测还要严重。
2015年10月30日，在全面二孩政策宣布之际，我们曾在财新网上发表文章《让全面二孩政策成为鼓励生育的起点》预测：“的新生儿会显著多于2015年。而生育高峰将出现在2017年，新增新生儿估计在300万到800万之间，以500万为估计中值；当年出生人口约在2000到2500万之间，以2200万为估计中值”。但从政策实施后生育群体的反应，特别是2015年的最新数据来看，我们的估算太过乐观了。按目前的数据来推断，2017年高峰期的出生人口将很难超过2000万。
中国生育意愿的低迷早已经被各种证据所印证。比如，基于1980-2011年间开展的227项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发现，1980年以来中国家庭生育意愿在减少，心目中的理想子女数平均在1.6至1.8之间，远低于2.2的更替水平。而且，实际生育率通常低于生育意愿。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近10年来都在1.05到1.45之间。即便是在中国生育意愿较高的农村，生育意愿也不到1.9，比日本、韩国还低。正是基于这些数据以及各种深入的分析，我们早就断定中国早已经陷入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然而，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第二年的2015年，出生人口不升还降，说明中国生育意愿的低迷比我们之前预料的还要严重。
2015年最新的人口数据也再次说明，长期误导中央决策的计划生育部门早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在1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声称“计划生育国策的长期坚持起码是二十年、三十年，到一个时期以后，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随着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化，会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根据我国的政治架构，计划生育这种涉及到国家战略的重大决策，其决定权完全在党中央和全国人大，而不是在国家卫计委。即便从国务院行政序列来看，人口政策的酝酿和设计也属于国家发改委，而不是属于政策执行部门的国家卫计委。在中央没有表态之前，王培安这种给未来几十年的政策定调的言论有越权之嫌。
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提到：“中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明显，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这些都对中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段讲话中，明确地表明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构成了新的挑战的是老龄化、少子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而不是人口太多。而王培安把人口众多作为长期坚持计划生育的说辞，这完全有悖于的人口理念。
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未来几年出生人口的增加，但随着堆积势能的释放，出生人口将至2018年前后开始快速下跌，这背后是适龄女性大幅减少和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未来10年，我国22岁至29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将萎缩42%。即便自然生育率能提升并维持在比2000到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育率平均值高出25%的水平，出生人口也将在2050年前后萎缩到约800万人。
这种变化从世界视角来看，更是触目惊心。我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总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目前还有18.7%，但每年新生儿却不到世界12%。而如果中国在2050年前后每年仅出生约800万人，也只相当于届时世界的5%。我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我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可能跌破3%。
面对如此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我国需要的是立即取消生育限制并尽快鼓励生育。即便现在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依然是全球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可以预料，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却不及时鼓励生育，生育率在经历短暂的反弹之后依然会一路下滑，未来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不可避免，规模和幅度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空前的。其后果将是经济长期低迷甚至萎缩，国力衰退，甚至中华文明式微。我们相信，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地位将取决于在人口问题上的抉择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说，中国人口将会在2025年达到14.13亿的峰值，而到2050年中国人口数量却会比现在还低。
基于这些预测，如何保障劳动力持续供给以实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专家们表示忧虑。
中国人口将会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达到峰值，这些预测已经被作为背景报告呈递给领导层，以供制定十三五规划参考。
车伟正带领一个中国专家团队在布鲁塞尔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就有关经济转型与就业结构变化的议题在周一和周二与欧洲专家进行交流。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人口在底达13.7亿。张车伟团队预测在2025年达到峰值后，中国人口将可能在2050年左右降至13亿。
尽管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严峻挑战，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在2013-2030年间将基本保持稳定。
中国在2013年至2030年间的年劳动力供给量将会保持在1.493万至1.698万间浮动。但到2030年，中国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也会持续提高，尤其是研究生毕业人数会不断增加。
尽管面临挑战，但如果有合理的政策组合，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会保障这个国家至少十年的中速经济增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与发展研究室主任林宝在会中表示，面对低生育率和劳动力供应的双重挑战，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会“完全放开”。
“我们已经放松政策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二孩，但直到目前为止，这项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我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将会很快全面放开。”
欧盟委员会官员Jorg Peschner称，中国与欧盟都面临着同样的老龄化和低生育率挑战。他说：“人口红利为之前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中国和欧盟现在必须转向提升生产力红利来维持经济发展。”
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经济系退休教授Gunther Schmid警告说，如果中国发展政策还依赖如劳动力等低成本战略，中国将会陷入困境。
但他补充道，“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当然还保持着竞争力，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受到很好的教育。如果他们充分就业的话，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