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心得体会1
强调，要强化忧患意识，提高政治警觉，增强工作预见性，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讲话中要求，政法机关要把制度优势与技术优势结合起来，把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对各类矛盾风险发现、防范、化解、管控能力。
矛盾风险立足预测预警预防
2017年，我们党将召开十九次人民代表大会，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做好今年政法工作，为党的十九次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政法机关必须肩负起的重大政治责任。
1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指出，政治安全是国家稳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的政治前提和保障。要切实增强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深入分析研判可能影响政治安全的风险，对可能演化成危害政治安全案事件的苗头隐患，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起势成事，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各类矛盾风险交织叠加，维护社会大局稳定面临新压力。
会议指出，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复杂程度加深，公共安全风险增多，防范化解管控难度大。
新形势下，违法犯罪形态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据了解，随着互联网迅猛发展，交通、通信日益发达，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快流动，新型违法犯罪大量涌现，传统违法犯罪不断变换手法，动态化、团伙化、专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特点突出。
不仅如此，公共安全隐患也日趋严重。
石油、化工等领域起火、爆炸事故时有发生，寄递物流渠道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民航、高铁、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风险高，高层建筑、大型综合体建筑、地下空间和城中村、棚户区火灾隐患多。
会议认为，福建、江西、重庆等地探索建立社会稳定指数信息系统，通过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对案情、社情、舆情等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努力实现对各类矛盾风险的预测预警预防，值得借鉴。
面对各类矛盾风险， 会议进一步要求，政法机关要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深入研究它们的演变趋势，立足于预测预警预防，推动理念、制度、机制创新，以提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能力。
推动做好特定利益群体工作
社会治理是一门大学问，重在协调好利益关系，要在稳人心、得民心。只有积极推动做好特定利益群体工作，才能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民心基础。
会议要求，政法机关要坚持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推动有关地方、部门把维稳与维权、解困结合起来，积极稳妥解决特定利益群体合法合理诉求，让他们从党和政府方针政策中得到实惠，以有利于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防范打击经济犯罪，事关经济安全、社会稳定。
当前，涉众型经济犯罪高发，金融市场乱象不少，极易诱发和加剧金融风险。
山东等地建立起金融风险防控预警平台，在资产端和资金端开展实时监测，推动建立立体化、社会化、信息化监测预警体系，提高了对金融风险发现、防范和处置的水平。
广东等地建立起新型经济犯罪研究中心，加强对经济犯罪前瞻性研究，加强资金查控等经济犯罪侦查专门手段建设，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了对经济犯罪的防范打击能力。
会议提出，政法机关要借鉴山东、广东等地的经验做法，以防控金融风险为重点，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推动消除一批风险点。
针对非法集资、网络传销、钱庄、假币、银行卡、涉税等经济犯罪，会议要求，要坚持打早打小，深入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
具体操作上，要依法查办金融、证券、期货等资本市场犯罪，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把打击犯罪与化解风险、维护稳定统筹起来，积极推动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有机衔接，综合运用刑事、非刑事手段处置化解风险。
“e租宝”、“泛亚”、中晋系等非法集资案件引发社会关注。对此，会议要求完善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依法处置机制，加快重大非法集资案件依法处置进度，积极回应投资者关切。
“邻避”问题的实质是群众对发展权、环境权的深度关切，解决之道关键在于找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点。
会议要求借鉴山东海阳等地推进核电建设项目的做法，在政府、企业、群众间搭建沟通交流协商平台，完善利益补偿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减少“邻避”问题。
健全落实矛盾排查化解机制
社会矛盾往往有一个从萌芽到成势的过程。检验社会治理水平高低，要看社会矛盾爆发后应急处置能力，更要看常态情况下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效果。
会议提出，要借鉴重庆、四川等地运用大数据对社会矛盾进行研判、预警的做法，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常态化排查发现机制。对排查发现的社会矛盾，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原则，逐一落实工作责任，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
福建厦门曾厝?通过自治共治，由过去的城中村，变成了现在的富裕美丽和谐社区。孟建柱在此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说：“这启示我们，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智慧在民间，活力在基层。对基层群众有能力办好的公共事务，我们要善于顺应民意、因势利导，通过发挥自治公约、市场机制、传统道德文化等约束激励作用，让群众的事由群众商量办，努力打造利益与责任统一的命运共同体，形成共建共享新格局。”
会议要求，在工作中，政法机关要坚持专群结合、善用众力众智，通过加强综治中心建设，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统筹好政法、综治、维稳、信访等部门力量，运用好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资源，进一步拓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学和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制度化渠道，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增强化解社会矛盾的实效。
近年来，全国信访形势总体平稳。信访问题是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会议提出，要按照打造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的要求，深化信访工作制度改革，提升信访工作水平；认真落实信访责任制实施办法，深化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推动信访问题及时就地解决；推广微信公众帐号、手机客户端信访应用和远程视频接访，推动把群众信访纳入有序化轨道，减少群众诉求表达的随意性。
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心得体会2
司法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中居于重要地位，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各级政法机关知难而进、攻坚克难，目前已完成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大部分司法改革任务，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强调，要契而不舍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讲话中要求，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坚韧不拔的意志、扎实细致的作风，把按司法规律与改革规律办事统一起来，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提升改革整体效能。
一鼓作气完成面上司改任务
一起手机盗窃案，犯罪嫌疑人突然翻供了。放在以前，承办检察官刘莉会直接给出批准逮捕意见，捕与不捕由检察长审批决定。如今，在短短7天期限内，她先是将笔录送到技术部门鉴定，又对嫌疑人进行测谎，结论出来后，才决定批准逮捕。
“司法责任制改革后，捕与不捕由承办检察官说了算，权力是大了，但责任也更重了，一点马虎不得。”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刘莉坦言。
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石，对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具有决定性影响。1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指出，两年多来，司法责任制改革蹄疾步稳，成效逐步显现。
实践中，试点地区严格入额条件和程序，让办案数量多、质量高、效果好的人入额；从严掌握员额比例，确保员额分配向基层、向案多地方倾斜。改革后，一些地方法官检察官总数减少了，但一线办案力量却增加20%以上。
为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各地出台贯彻落实司法责任制的细则，制定权力清单，放权给入额法官检察官；同时压实责任倒逼法官检察官办案更较真，由“过得去”向“过得硬”转变。上海、浙江、青海等地由法官、合议庭直接裁判的案件达98%以上，由检察官审查决定的公诉案件占90%以上，承办法官检察官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目前，全国85%的法院完成了员额法官遴选工作，产生入额法官10.4万余名，全国31个省份2247个检察院遴选出入额检察官5.4万多名。
针对“有的领导干部既不管业务，又不办案，却占着员额”的情况，此次会议重申：“不办案而入额的领导班子成员，要自觉退出员额。”
江苏等地设立专业化办案团队，吉林等地建设电子法院，海南、青海等地检察机关进行内设机构改革……各地用深化改革的办法破解“案多人少”难题。海南基层检察院内设机构从平均15个减少为7至8个，精简50%左右，大批业务骨干回归一线，办案质量、效率明显提升。
会议要求，要一鼓作气、乘势而上，确保在党的十九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全国面上的司法责任制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以审判为中心防范冤假错案
“原审被告人聂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去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内，法槌落下，发生于21年前的聂案沉冤昭雪。
反思近年来纠正的一些历史错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强调惩治犯罪而忽视保障人权，以致侦查环节只注意收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不注意收集对其有利的证据；审查起诉环节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制约作用；审判环节没有把好最后一道关口。
会议指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涉及政法各单位、刑事诉讼各环节，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综合性改革，有利于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
近年来，政法机关积极探索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审判尤其是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作用，切实防范冤假错案。
公安机关探索建立命案等重大案件检查、搜查、辨认、指认等过程录音录像制度，促使办案人员规范取证。检察机关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对达不到起诉标准的案件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防止“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
会议指出，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关键要统一适用法定证明标准，确保侦查、起诉、审判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
贵州省法院运用大数据技术，探索把统一适用的证据标准嵌入数据化的办案程序中，为实现证明标准统一适用提供技术、程序保障。会议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去年，最高法出台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21条举措；大连、南京、广州等18个城市启动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符合条件的案件适用速裁程序，有效提升司法效率，减少社会对抗，促进了司法公正。
会议指出，改革中，要处理好庭审实质化与改革庭审方式的关系，既贯彻好证据裁判原则，落实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提高律师辩护率、当庭宣判率，让法庭成为以看得见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的“殿堂”，又不搞繁琐主义。
统筹推进公安司法行政改革
近日，王女士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办理香港旅游签注。受理审批、签注打印、缴费发证，在大厅签注自助机上仅操作了三四分钟，就办好了签注。
落实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大中城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启动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全面清理不合法不合理的证明和收费项目……近年来，公安机关深化行政管理制度改革，提高社会治理、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会议要求，统筹推进公安改革和司法行政改革，提高维护安全稳定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公安执法面广量大，与群众权益密切相关。为提高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水平，各级公安机关认真落实《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以解决执法突出问题为导向，形成覆盖面广、简明扼要、易懂好记的标准规范体系，确保民警执法办案有章可循，既让民警增强执法自信心，又让群众消除不安全感。
如何对待律师，反映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程度。政法机关严格贯彻《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完善律师执业保障机制。最高法出台规定保障律师知情权、阅卷权、辩护权等八大诉讼权利。上海、四川等地实行律师调查令，加大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力度，会议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
会议进一步提出，对侵犯律师合法人身权利和执业权利的，要坚决纠正并严肃处理。同时加强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管理，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执业行为，促进律师依法诚信执业。
近年来，各地深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始终处于低水平。江苏、天津、山西等地探索建立司法所牵头、派出所和律师事务所密切协作工作模式，成效明显。会议要求借鉴这一模式，完善政法综治部门紧密协作、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扩大社区矫正覆盖面。
改革创新，永无止境。相信政法机关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司法文明，定会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