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世纪90代初，当时，艾米·舒尔曼（Amy Schulman）还是个就要在法庭首次作证的轻律师。她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一个半小时。此间，她准备了记事贴和提纲，以防过于紧张忘了该说些什么。可是，当作证开始的时候，她坐着的椅子突然倒向后面，裙子盖住了她的头，两腿伸向空中。
舒尔曼很快爬起来继续工作，她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同事看着她的每个动作。为了通过显得更高大、更有气势而使证词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舒尔曼将旋转座椅调整到了更高的位置。可是，她把座椅旋转得太多了，椅子的坐面与底座完全脱离了。她从中得到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教训：做本色的自己。现已担任制药巨头辉瑞公司（Pfizer）高级副总裁和法律总顾问的舒尔曼在“第12届商界女性沃顿度研讨会”（the 12th Annual Wharton Women in Business Conference）上，和与会者分享了这个故事以及有关职业生涯的其他见解。
舒尔曼曾是欧华律师事务所（DLA Piper）的一位律师和合伙人，两前，她加盟辉瑞制药公司，并在该公司以680亿美元购并惠氏制药公司（Wyeth Pharmaceuticals）的过程中负责领导法律团队。去，《国家法律杂志》（The National Law Journal）将她评为“最有影响力的法律总顾问20人”（20 Most Influential General Counsels），同时，《福布斯》（Forbes）杂志将她列入“世界女强人”（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Women）榜单。这样的职业生涯路径似乎暗示舒尔曼一路顺遂，意味着她始终都能完满完成工作。然而，正如她自己坦承的，舒尔曼也曾屡次犯错，不过，她还谈到，自己学会了接受事实并能从中学习。一路走来，舒尔曼已经升迁到了一个自己初出茅庐时从来都不曾想象到的职位。
1979，少女时期的舒尔曼认为，她的一生会用在管理农场工人上。但是，她家庭中的两代女性已经为她铺就了一点儿通往法律职业生涯成功的路径。她祖母家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供女性上学，所以，舒尔曼的祖母成了一名法律秘书，最后，与她的老板——一位联邦法官——结婚。舒尔曼的母亲20岁结婚，有两个孩子，离婚以后，在45岁的时候去法学院读书。舒尔曼则在28岁的时候去耶鲁法学院（Yale Law School）求学，大约二十之后，她升迁到了辉瑞制药公司目前的这个职位。
在步步升迁的过程中，舒尔曼学到了取得成功的宝贵成功。她强调说，其中一点是，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无需去奋力争取完美，因为没人能始终正确。关键是承认失误，并利用这些失误让自己成长，不要因为担心显露缺陷而畏首畏尾。此外，舒尔曼还谈到，雄心勃勃的女性会按“好女儿”（dutiful daughter）的模式行事，并想把雇主希望的每件事都做到完美。舒尔曼承认，当自己还是一位青律师的时候，也曾有过同样的心态。“我非常害怕如果有人知道我并不完美以后就会立刻被踢出去。”她谈到。“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准确’就意味着你不能犯错误。”
可是，舒尔曼指出，这样的完美主义心态会束缚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因为人们失去了从犯错误中学习并走向成熟的机会。舒尔曼谈到，当犯错误的时候，人们倾向于要么对其视而不见，要么希望没人注意到这些错误，还可能认为这些错误太显眼了，所有人都会看到。她建议听众，要力求取得一种平衡，要按照错误的性质来判断它们，不要忘了，任何人都会犯错误。“能说出‘我犯了个错误’是需要一定的成熟程度的，我认为，对我们中间那些一路成功走来的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确实很想确保自己的所有工作都完美无缺。”舒尔曼指出。
舒尔曼认为，比起男性来，女性还倾向于将某个情境的动态“内在化”（internalize），她谈到，减少这种心态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她很清楚：在自己的职位一路升迁的过程中，不但男同事比女同事更多，而且她还养育着三个儿子。这样的历练让她认识到，当男性输掉一场比赛时，他们会说，场地太湿滑了，或者会埋怨裁判完全不公。但是，女性则会说：“我让每个人都感到沮丧。我并不认为在如此湿滑的场地上我不能做得更好。”她谈到。“这就是‘内在化’和‘客观化’（externalize）之间的区别。”
舒尔曼谈到，女性和男性会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同样的信息，要想在职场中茁壮成长，认识到这种差异是至关重要的。舒尔曼回忆了自己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时的情形，那家事务所的老板不怎么爱对员工的工作提出表扬，因为那就是他们的风格。所以，在对事务所合伙人的工作进行评估时，他们告诉正处于职业发展中途的女性律师，她们的工作还不错。那些女性的反应是惊奇和失望。“（他们说我们的工作）‘还不错’？只是还不错吗？‘还不错’到底是什么意思？”舒尔曼谈到。但是，男性律师则会以更积极的心态来理解同样的信息，他们认为，“我所有的工作都不错！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出色的人了！”舒尔曼说到，后来，当男女双方对工作评估的结果进行比较时，男性会炫耀他们得到的一流评估结果，而女性则告诉他人，自己的工作被评价为中等。事实上，双方获得的是同样的信息。
舒尔曼认为，女性对信息的这种错误解读方式，是很多女性律师在几之后就能成为合伙人时却离开了事务所的原因之一。公司常常将这种类型的辞职归咎为女性员工对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取得更好平衡的渴望——而繁忙的律师事务所往往无法提供这样的平衡。但是，舒尔曼谈到，针对这种类型辞职的这种自圆其说的反应虽然可以让公司摆脱困境，但实际上，公司应该检视人才外流背后的所有原因。她告诫说，律师事务所不应该认为，人们选择离开是因为“没有社会背景的原因，不应该认为所有的女性都更愿意呆在家里享受平衡的生活。”
不存在完美的平衡
另外，舒尔曼还谈到，想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只是一种幻想。在生活的不同阶段，一方面总会比另一方面有更紧迫的需求。“它们永远也不可能达成平衡，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无法为两者赋予完全相同的权重。”她谈到。“如果你试图同时应付两方面的需要，那么，你就会成为那种众所周知的家长：在孩子比赛的足球场边，一直在用黑莓手机（Blackberry）拨打电话的母亲，实际上，你的行为欺骗了双方的需要。”
舒尔曼谈到，女性应该认识到，无论在什么时候，你做出的任何选择——不管是与家人共度更多的时光，还是接受一个意味着工作时间更长的升职——都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要对在家庭和职业生涯之间做出的选择保持不偏不倚的开放心态，要认识到，这些选择是可以改变的。一旦做出了选择，就要平和对待。“毫无疑问，我现在并不是那种让自己完全居家或者部分时间留在家里的家长和母亲。”舒尔曼谈到。“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成为一个更好的家长、母亲和妻子……我本来是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
但是，选择专注于自己的职业生涯而不是家庭，并不意味着要为工作做出不必要的牺牲，舒尔曼指出。当舒尔曼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是华尔街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中层律师，而且有望成为该事务所的合伙人。她休了13周的产假，但是，她越发担心的是，因为自己不在事务所工作会被人们淡忘。所以，当舒尔曼最终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她决定要有所表现。这也是她很快就同意代表其客户德蒙特食品公司（Del Monte）去菲律宾的原因所在，该公司有些涉及到香蕉种植园的案件需要处理。“我并不一定非去不可，不过，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一点。我想，我必须要表明，我已经完全回到了‘赛场’。”她谈到。“好了，把我送到菲律宾吧，没问题！虽然我正在哺乳期，不过没关系的。”
舒尔曼谈到，现在，如果某些工作需要她的某些员工做出同样的牺牲，她会选择让她们与新生儿呆在一起的。只有当情势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她才会让她们在假期结束之前回来工作。舒尔曼建议，女性也应该两者兼顾：允许自己休一段假期。
到生育第三个孩子的时候，舒尔曼已经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了。因为她只能负担一个保姆的费用，所以，她自己把最小的孩子带在身边。但后来，有些事情让她感到困扰：“我实在看不出下一个10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可能会和现在的状况差不多。”舒尔曼谈到。“所以，当辉瑞制药公司有这样一个工作空缺时，我认定，这会是一个比我现在所作的工作更有乐趣的工作。乐趣的确是个恰当的词汇。”
舒尔曼谈到，无论你选择做什么，职业生涯最终都应该给你带来满足感，都应该能唤起你的热情。当舒尔曼为某个职位面试应聘者时，她寻求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热情。没有表露出多少热情的律师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们只是想利用在辉瑞制药公司工作过的履历来丰富自己的简历。舒尔曼更喜欢那些对公司和工作表现出真正兴趣的应聘者。“接受挑战的意愿以及重塑自己的意愿，认为工作乐趣非常重要的心态，是工作最强大的驱动因素。”舒尔曼谈到。“去寻找那些让你激动不已的工作吧，不要为自己的真情流露感到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