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上海、广东等地，浙江的国企改革意见制订过程显得很低调。
记者昨天（10月28日）了解到，浙江省委、省政府上个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浙江下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方向和路线图。“路线图”内容包括浙江国企将分三类发展；国企管理层将打破任命制，适度实行职业经理人制等多个方面。
昨天，在“2014美丽浙江??全球商报联盟财经媒体连线浙江活动”启动仪式上，浙江省国资委副主任潘晓波就浙江国企改革思路做了部分介绍。
之后举行的“2014连线浙江国企民企对话会”，还透露了浙江国企改革两个重要数据：到2017年，混合所有制占比达75%、国有资产产权化达75%。
亮点：
国企将分三类发展
“对国有企业推行分类改革和分类监管，是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潘晓波昨天表示。
据了解，浙江省国企未来将分为公共服务类、功能类和竞争类三种，各类细化的改革新政策及新方案【全文】将在随后出台。
不同类型的国企，改革办法将有所不同。比如，在股权结构上，鼓励公共服务和功能类企业积极引入混合所有制，对竞争类企业的国有股权比例不设下限；在产业布局上，各类型国企守土有责，省属国企进行重组整合及产业转型，实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在考核方式上，不同类型领导层的考核评价体系有所不同。
在各省的改革新政策及新方案【全文】中，国企资本向社会开放的混合所有制备受关注，浙江同样不例外。不过，昨天潘晓波对此只是简单提及。
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将“以国有资产证券化为抓手，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下一步，我们将加大企业改制、推进上市等工作力度，积极推动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
省属国企产业发展战略合作项目也将不再神秘，会根据随后出台的发布机制，统一对外公开。
这释放了一个信号：国企资本要走市场化道路，对外融资，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融资对象的“尺度”还不小。今后，社会资本不仅可以进入国企的重大项目，还能参与国企改制重组。
部分国企实行职业经理人制
国企高管的选拔机制一直备受关注，被认为是政企不分、国企缺乏活力的原因之一。本次改革将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据了解，竞争类国企管理层的招聘将逐步向市场放开，竞争类二级以下国企还将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政府将下放一部分人事任命权，董事会可自行选人用人、制定考核奖惩办法并分配薪酬。
不仅如此，今后浙江省属国企领导层都将实行任期制，不同类型国企*的任用方式不同。这意味着，国企领导层将有流动、有退出。
今后，国企高管头上将有三道紧箍咒：任期考核评价、经济责任审计以及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
另外，竞争类的省属国有独资企业要建立外部董事制度，同时完善监事会体制和监督机制。
未来，在国资监管体制上，将体现“管资本”为主的特点。今后，浙江将改组或建立一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融资平台，三类平台公司将根据国资委的授权履行相应的特定职能。
改革意见还透露了一个重要数据：到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不低于30%。
探讨：
混合所有制改革，浙江最有条件尝试
昨天下午，浙江省部分国企、民企负责人就混合所有制改革，展开了一次对话。记者从中了解到两个数据，计划到2017年，浙江省国企混合所有制占比达75%、国有资产产权化占比达75%。
其实，国企向混合有所制发展已有多年，为何选择此时再重提？昨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者、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认为，这是因为还存在体制上的弊端，需要制度创新突破。
在他看来，“衡量混合是否成功，一个标准是国企的经营机制能否改变。比如，国企一股独大的局面是否被改变，管理层是否得到了激励。”
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看来，“混合所有制是打造经济新动力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一定要做。浙江最有条件做这件事”。
对此，浙江省能源集团公司董事长吴国潮感触颇深。“国企面临三大共性问题：动力问题、活力问题和抗风险问题。”他希望，通过引入民营资本改变这一局面。
尽管这是一条必经之路，但并不那么好走。史晋川坦言，“如果民企和国企没有完全相同的市场准入领域，就没有平等的合作。”
不久前，华立集团与中石油的二级子公司进行了合作。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称此次合作“亲密无间”，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混合”有所顾虑。“很多地方可以合作，但合作难度大。两个完全不同的基因混合，可能优质，也可能是怪胎。”他认为，不应该是两种体制简单地混一混，国企最终的走向是转向国有资本投资控股。
国企拿出的项目，会不会是难啃的、不赚钱的骨头？这是部分民企顾虑的问题。
其实，国企同样有所顾虑。
吴国潮以自身企业为例说，浙江能源近年放开电力和天然气等能源领域，想和民企合作，结果只有一个项目获得意向。他还担心，若“混”不好，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
国企民企如何“混合”，争议最大的，恐怕就是控股权的问题。
三年前，巨星集团收购杭叉集团，巨星拿了52%控股权。当时巨星集团董事长仇建平比较关注“谁多拿1%”的问题，因为这决定了企业性质，决定了企业领导层是否政府任命。
不过，在股权分配上，浙江物产集团董事长王挺革显得很开明，“志同道合最重要，国企绝对控股不符合现代生产。为什么一定要当老大？可以放下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