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与拉美国家相比尽管有一些优势，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面临很多风险，如果处理不当，每一个风险都有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吸取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一是要抓住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机遇;二是要理顺财产制度，实现包容性增长;三是要保持福利水平提高与经济增长同步;四是要保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同步;五是要警惕民粹主义;六是金融改革要慎之又慎。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樊纲则认为，中国的收入陷阱是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一部分人已进入到高收入阶层，但大多数人还是低收入阶层，这时收入差距特别明显，甚至会继续扩大。当考虑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情况时，应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要缓减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要考虑竞争力的保持和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在走出贫困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驱动，并由此形成过度粗放的发展模式。如今，我们依赖人口红利的阶段已经过去，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从根本上还要靠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驱动。”
对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楼继伟主要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楼继伟称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他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他说，国务院于7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
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因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不然我国将过不去即将到来的快速老龄化。
楼继伟认为，如果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2020年的任务，我国将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他也提出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的问题。他提出不能再积累杠杆率，否则高杠杆爆发之时是无法收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