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是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件大事。然而现实有时却令人尴尬。下面是思而学教育网小编整理的个人精准扶贫专题民主生活会发言材料，欢迎大家阅读!
【个人精准扶贫专题民主生活会发言材料1】
经过三年多来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精准扶贫”思想不仅是我国当前扶贫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而且具有丰富的理论品格，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实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政策保障。
“精准扶贫”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一无所有，会使得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工人仅能获得生存工资。随着资本积累的加剧，工人与资本家的财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建国初期，毛泽东意识到整个中国特别是农村还非常贫困落后。如何消除贫困、发展生产力呢，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这是当时社会面临的重大决策。毛泽东的选择是。改革开放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贫困问题或温饱问题在十年浩劫之后，显得尤为突出。邓小平一方面坚持，“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只能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另一方面，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贫困问题在整体上已得到较大的解决，但部分边远山区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还存在相当程度的贫困现象。新形势下，*同志提出“精准扶贫”思想，使扶贫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实事求是工作作风的具体体现。
“精准扶贫”符合中国现阶段贫困的基本事实。从纵向上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贫困率下降迅速。据世界银行数据，如果以2011年购买力平价(PPP)下每人日均1.9美元为贫困标准，1981年，全国贫困人口比例为88.3%，2011年，全国贫困人口比例已下降至7.9%，十八大之后下降趋势明显加快，2012年的贫困率下降为6.47%，2013年则仅为1.85%。但从横向上看，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巨大。从城乡角度，以国家划定的贫困标准，城市贫困人口比例不到1%，农村贫困人口约为7.2%。从地区角度，2012年全国划定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基本上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边境地区。这些特征性事实是“精准扶贫”思想的现实基础。中国的贫困人口比例下降迅速，但城乡、地区差异较大，如果按照过去思路，试图以经济增长的“大水漫灌”和“遍撒胡椒面”的方式来实现整体脱贫，效果有限。现阶段，扶贫必须精准。
“精准扶贫”符合中国贫困因素多样化的客观现实。宏观上看，地理位置因素是制约老少边穷地区脱贫的重要原因，但具体到家户、个体等微观层面，贫困的相关因素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经济结构单一、劳动技能不足、交通出行不便、因病返贫、生育子女过多、社交网络封闭、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基层社会保障不到位等等，都有可能造成个体陷入贫困状态。多样化的贫困因素，要求扶贫必须要扶到点上、根上。“精准扶贫”思想中的“六个精准”理念和“五个一批”工程，便是针对当前贫困现状的关键举措。“六个精准”各有侧重：扶贫对象精准，确保有的放矢;项目安排精准，避免“手榴弹炸跳蚤”;资金使用精准，避免贪污浪费;措施到户精准，确保因人制宜;因村派人精准，熟悉村情民情;脱贫成效精准，避免口头文章。“五个一批”精准打击：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强调脱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易地搬迁脱贫一批，贫困人口融入富裕地区，先富带后富，最终共同富裕;生态补偿脱贫一批，要想保住绿水青山，就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农村脱贫，政府不能缺位。
精准扶贫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效政策手段。城乡差距一直是影响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1978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大约为2.57。改革开放后，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收入差距有所缩小，1983年降至1.82,。但随着农村改革红利的消失，城乡差距又逐渐扩大，2012年，比值为3.1(国家统计局)。城乡差距扩大背后的原因很多，比如地方政府偏向城市的财政政策，农村公共服务不足、税费负担重，但相当部分农村人口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一部分农村居民不能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即使未来农村整体上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农村内部差距、城乡差距依然不会得到改观，甚至会越来越严重，这会严重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十三五规划”指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要打赢扶贫攻坚战，就必须实施精准扶贫。
简言之，“精准扶贫”是*同志扶贫、脱贫理论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突破和创新，是现阶段扶贫、脱贫的重要武器。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临近，扶贫开发也到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这就要求社会各界认真学习、贯彻、运用这一思想。学术界要发掘这一理论的精髓，并做好向社会解释和宣传的工作;地方政府要熟练掌握、灵活运用这一攻贫利器，出实招、下实工、见实效。只有“精准扶贫”，才能全面脱贫。
【个人精准扶贫专题民主生活会发言材料2】
不管是扶贫不上心、工作存纰漏造成的，还是故意违规违纪、假公济私所致，都是把救命钱变成不义财，造成地方“争贫困”、群众“装贫困”的怪象。这种“利益共同体”一旦形成，不仅脱贫难上加难，而且颠覆了扶贫的本意。
过去贫困群众体量大、分布集中，建一条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脱贫致富的大门。如今6亿人先后脱贫，贫困人口剩下7000多万，再搞撒胡椒面式的扶贫，只会是“手榴弹炸跳蚤”，费力不讨好。在扶贫对象确定上，如果筛选不公、审核不细、把关不严，难免出现扶助失准、冒领偷领等问题，造成政策资源“跑冒滴漏”。
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也系于精准。确保贫困人口一个不落地精准脱贫，需要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从“千篇一律”转向“个性化定制”。7000万贫困人口分布在哪、为何贫困、怎么帮扶，确实工作量极大。非严谨细致不足以求公平，非实事求是不足以树公信，能不能真真实实把情况摸清楚，原原本本把政策落实好，关乎国家精准扶贫的整体战略部署。
扶贫工作不仅是帮助困难群众拔掉穷根，也需要拔掉基层治理中的“穷根”。比如，不开展养殖培训，不建好销售渠道，把“扶贫羊”送到老乡手中转身就走，第二天就难保不被贫困群众吃了;再比如，见到扶贫款就想方设法“制造资格”分杯羹，遇到扶贫难题就无人问津，好政策怎么有好效果?精准扶贫，本身就是一件高度复杂，需要创造性的工作。不提升为民服务的水平，怎么能走出光输血不造血的困局?
扶贫工程也是一项基层治理现代化工程。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责任是否清晰、认识是否到位、作风是否扎实、方法是否得当，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扶贫的成效，影响着政府的形象。正因此，不仅要帮助干部摆脱“思想贫困”“作风贫困”，还需要帮助基层摆脱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贫困。当前，这样的“扶贫”同样迫切。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确保中央政策目标不落空，各类资金用在刀刃上，就必须依靠大刀阔斧的制度变革为落实不力、裁断不公等中梗阻问题兜底。财政转移资金管理机制、基层干部考核机制、干部驻村帮扶机制，以及政务公开、公众参与机制等等，都有必要进入改革视野。
在谈到扶贫时曾指出，扶贫“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要作为一件实事摆在那里，哪怕一次改造量少点，但做一件是一件，让人看了确实觉得党和政府办得好”。此中深意值得认真思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能否在精准扶贫和基层治理上再创一个“中国样板”，牵动世人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