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问责条例”释放三大信号
近两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党内法规
★2015年10月12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2015年10月12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6月28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在建党95周年之际审议通过“问责条例”，再一次彰显了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坚定政治决心，显示了党要管党的信念。把从严治党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行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抓起，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毫不松懈地狠抓“四风”问题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同时坚持严厉查处腐败行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则是提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效能的利器。
从去年“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的修订出台，到刚刚通过的“问责条例”，都反映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也说明从严治党的制度支撑正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得到科学化提升
因对下属单位负责人违法问题未按规定落实党纪政纪处分，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党委原书记潘增武被问责。
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了部分地区和部门查处的7起典型问题，都是因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被问责，潘增武正是其中之一。
上述通报发布不久，6月28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从严治党拒做“廉洁的庸官”
今年已满60岁的潘增武，是山西省交城县人，整个仕途也没有离开过山西。
18岁时，潘增武参加工作，之后12年间一直在山西煤田地质勘探l48队工作。
1987年，他开始了在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的学习。课业结束后，潘增武担任山西煤田地质勘探148队开发公司经理。1996年，时年40岁的潘增武升任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副局长，分管多种经营工作。
2011年8月，他再次晋升，担任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党委书记。
就在潘增武担任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党委书记不久，2011年11月，山西省煤炭地质局下属115院原党委书记闫全福、原院长王刚、原副院长谢平安，因单位行贿犯罪被一审判处刑罚。
一审之后，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对闫全福等3人仅进行了岗位调整，未按规定及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通报中称，闫全福等3人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上诉。1月，二审法院对此案下达终审判决。此时，山西省煤炭地质局纪委书记李兴武提出，应按规定给予上述3人党纪政纪处分。然而，潘增武以3人已提起申诉为由仍不按照规定安排办理。
2015年9月，在山西省委巡视组督促下，山西省煤炭地质局才给予闫全福等3人党纪政纪处分。
2015年12月，潘增武退休。
2月，因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等问题，潘增武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降低退休待遇。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此次通报的7起典型问题中，还包括原上海城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焰等人因对巡视发现问题整改不力被问责;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原县委副书记、县长费长辉因班子成员严重违纪且未如实报告有关情况被问责等。
通报指出，被问责的人员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本应恪尽职守、从严管党治党，却在实际工作中不敢担当、失职失责，严重背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对这些行为实施问责再次说明，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
6月28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会议认为，“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
对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释放了中央将更加实行从严治党的信号，“越往后执纪越严，越往后领导干部越要有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
“在当前的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一些领导干部出现了懒政惰政、不作为现象，‘问责条例’的通过，就是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守纪律讲规矩，还要有作为。”杜治洲说，“既不能做有作为的贪官，也不能做廉洁的庸官。”
“在建党95周年之际审议通过‘问责条例’,再一次彰显了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坚定政治决心，显示了党要管党的信念。把从严治党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行动。”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反腐败“好好先生”将被问责
在7起典型问题中，贵州省贵阳市工信委原党委书记唐慧荣，则是因单位发生多人违纪违法问题被问责。
在唐慧荣任职期间，11月至2015年2月，贵阳市工信委原党委委员、总经济师周冰，投资与技术改造协调处处长屈艺等5人因违纪违法受到查处，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通报中称，唐慧荣任职期间，对市工信委有关处室人员长期存在的收受企业贿赂和礼金问题，以及周冰在廉洁从政方面的不良反映和苗头性问题，没有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监管措施。
贵州省纪委监察厅网站通报称，周冰在担任贵阳市工业和信息委员会科技处、产业政策与投资规划处、中小企业发展处处长及党委委员、总经济师期间，利用管理工业技改项目及资金的职务便利，在申报项目、资金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接受企业和个人贿赂;假借亲属身份伙同他人成立公司，利用职权，以提供咨询收取“咨询费”为名收受贿赂。
2015年11月，周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严不实、“四风”和腐败问题多发频发、巡视整改不落实等问题的问责。
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问责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
杜治洲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已取得显著成绩，党内初步形成了不敢腐的氛围，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优势正在形成，“‘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则是在反腐败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正履行反腐倡廉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宋伟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抓起，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毫不松懈地狠抓“四风”问题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同时坚持严厉查处腐败行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则是提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效能的利器。
党内法规体系逐渐走向完善
根据公开资料梳理，党内问责制度的专门依据，其中之一是中办、国办在2009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此外，党内问责制度还分散在诸多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中，比如行政监察法、《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和《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暂行规定》等。
有学者统计，现行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与问责相关的多达上百部。
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明确提出，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规划纲要中提出：“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
2015年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员追求的高标准和管党治党的戒尺得到了明确。
1月，*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提出：“问责一个、警醒一片，没有问责就难有担当。党的责任重如泰山。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
宋伟表示，“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应当是《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修订升级版，同时也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新理念、新思路。
杜治洲认为，从《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到“问责条例”，不仅是效力层级得以提高，也把过去散见于不同问责规定当中的制度统一到一部党规中，提升了问责制度的权威性。
“从去年‘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的修订出台，到刚刚审议通过的‘问责条例’,都反映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完善，也说明从严治党的制度支撑正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得到科学化提升。”宋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杜治洲对《法制日报》记者说，“问责条例”的制定，一方面通过问责有利于“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的执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履行廉政责任，领导干部不仅自身要廉洁，还要管好下属的廉洁。
“‘问责条例’可以有力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落实，也成为问责处理的重要依据。”宋伟说。
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标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
“七一”前再亮从严治党利器
这次政治局会议指出，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
此外，会议指出，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释放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
本月7日，官方曾发布消息称，日前，*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部分中央部委负责同志座谈会，并到辽宁省召开座谈会，就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征求意见。
王岐山在讲话中指出，制定问责条例就是要把利剑高悬起来，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
此外，王岐山还强调，制定问责条例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主要矛盾，尊崇党章、聚焦政治责任，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开展问责。要抓住“关键少数”，直指压力传导不下去这个突出问题，让从严治党严起来实起来。
专家解读：治理官员只要权力、不担责任的现象
目前，此次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是通过政治局会议的相关表述，已经可以透视出中共这部党内问责条例的诸多侧重点。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对中新网记者分析，此次会议强调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这就颇具针对性。
马怀德说，此前中共党内也有诸多问责制度，但是，就执行效果来看，问责存在不平衡、不主动的现象，影响问责的严肃性和有效性，一些领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不担当的现象突出。
“比如，被动问责的多，主动问责的少。一个问题出现了，有领导批示、有上级督办这样的问题就问责的多、问责的快，其他问题就少问责、不问责。再比如，一些问题，直接责任追究的多，领导责任就追究的少，主体责任没有落实。问责不力，官员的责任意识就无法形成，从而出现了官员只想要权力，不想担责任的现象。”马怀德说。
此外，针对会议强调要把责任压给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工作部门的相关表述，马怀德说，这个要求就是将党内问责更细化、更具体、更明确。
马怀德分析，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需要党的每个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共担，以前总在强调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但是对于党内的不同系统来说，落实从严治党和权力问责，责权需要分的更细致。
“既然是全党的问责条例，就要细致说明责任‘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的问题，有必要明确到具体的系统和部门，组织系统的责任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宣传系统、统战系统、政法系统等，这些都需要明确。”马怀德说。
制度背景：中共问责制度从分散走向权威
关于中共的党内问责制度，此前比较为人熟知的是中办、国办在2009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个暂行规定至今已有7年。但是，中共关于问责的相关制度规定并不仅限于这一个。
马怀德介绍，此前，中共党内问责制度较为分散和零碎，现行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与问责相关的多达119部，其中专门规定问责的就有12部，这其中就包括上述《暂行规定》。在此次全党的问责条例出台之前，涉及党内问责的制度不仅较为分散，且存在表述不一、概念不清、内容不聚焦、可操作性不强等诸多问题。
记者注意到，2013年11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明确提出，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问责情形、规范问责方式。抓紧制定严格做好被问责干部工作安排的有关规定，严格被问责干部复出条件、程序和职务安排等，保证问责制度与党纪政纪处分、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衔接。”
马怀德表示，中办、国办此前印发的上述《暂行规定》是在十八大前，并且由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体现出内容还是在行政问责的层次。如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一部党内法规，它的权威性、系统性，以及对十八大之后新情况、新问题的针对性都更强了。
十八大以来，包括《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中共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一再扎紧。
马怀德说，从《暂行规定》升到《问责条例》，意味着中共将问责制度通过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支撑又有了重要一环，在“七一”前夕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这部问责条例，再度释放出中共从严治党的强烈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