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不仅是特殊的，而且是普遍的。作为中国模式的“动力学”，可以丰富中国话语的“词汇库”。
★五大发展理念确保中国发展
“理念一变天地宽”。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具有目的与手段、战略与战术的有机统一体，体现了对新形势下发展特征的体察与洞悉，归根结底是为中国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方向和路径。
“欲平天下者必先治其国。”尽管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仍然没有变，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对国内，五大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引中国“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确保13亿中国人“一个也不能少”地迈进小康社会。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也是硬实力。民生的改善、国力的增强、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的彰显、世界经济增长重要驱动力的发挥，是中国在世界上“能担当”的“压舱石”，“敢担当”的“硬脊梁”。作为拥有十三亿多人口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量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奉行五大发展理念，将极大丰富世界发展的学理意涵与现实进路，示范推进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福祉。
五大发展理念既具有理论自洽性，也具有实践证成性;既具有价值观特质，也具有方法论意义。其形成不仅体现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规律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后发国家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五大发展理念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不仅是国别意义的特殊性，而且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
★五大发展理念充实中国话语
就其在国际交流与对外传播中的?译而言，“五大发展理念”的标准英译全称为“Five Development Ideas”，具体内涵的表述则是“The Development Ideas of Innovation,Coordination, Green,Opening-up and Sharing”。新世纪以来，不少国家及国际组织在多次重要的国际会议等场合上，曾不同程度地对上述核心价值科目多有表述，使之不显突兀，具备较好的国际社会心理认知基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经济发展新常态等具有鲜明*的政治语汇不同，五大发展理念紧扣“发展”话语，与世界发展与治理语境恰相契合。就语词及其负载的价值和呈现的意象观之，五大发展理念具有“重叠共识”或“最大公约数”属性的认受特质和很强的技术操作性特征，足以发挥上佳的国际传播效力。
话语亦权力，思想敌利剑。当今世界，话语权较量在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中国发展模式及其实践，迥然不同于霸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谬种流传、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诸多灾难性后果的传统发展理念，吸收、继承和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等方兴未艾的新型发展理念，震动了西方主流的政治与经济学术界，增添了新的国际发展与治理话语选项。在对外话语体系中讲足讲好五大发展理念，使其成为世界表达中国故事的重要源头、读懂中国的明确标识，是“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的生动体现，定能对挺立中国主体、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播撒中国智慧作出应有的贡献。
去年9月，*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指出：“对各国人民而言，发展寄托着生存和希望，象征着尊严和权利”;在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去年11月，在土耳其出席G20第十次峰会时，首次将“五大发展理念”在国际峰会上阐发。作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杰出代表，中国成为G20轮值主席国，G20峰会即将在杭州举行。当此良机，我们对作为中国发展“动力学”的五大发展理念适时进入中国话语“词汇库”充满期待。
★五大发展理念具有世界意义
五大发展理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兼具“本土关怀”与“国际视野”，既立足本国，又放眼世界，彰显出鲜明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现代治理理念。五大发展理念具有宏阔的国际视野、世界眼光和文明史格局，勾画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图”，体现出中国发展为世界发展注入全新力量的承诺，彰显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与全球治理潮流的洞见与研判。它既是对全球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提炼，又是对全球发展理念的深化和升华;既促进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良性互动，又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理念、作出新贡献。
五大发展理念在国内彰显了对于人民主体地位和公民人权的珍视与捍卫，在国际体现出对于世界人民福祉和各国主权的尊重与保障。将其置于国际场合同样具有很强的先进性和引领性，足以指引纾缓国际政治经济困局、促进良善国际秩序构建的方向。
开放发展为提高中国对外开放质量和发展内外联动性提供了行动指南，意味着中国开放不止步，国门不闭锁，将继续为世界经济释放出巨大需求，带来巨大的正面外溢效应。同时，开放发展必然是尊重市场、崇尚规则、促进平等、互联互通的发展，彰显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鲜明态度，有力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迥然不同于以邻为壑、党同伐异、居高临下、予取予求的新老殖民主义背景下的依附型发展。
创新发展顺应世界潮流、把握世界大势，紧紧抓住了创新这一“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全球范围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发达国家推进高起点“再工业化”初露峥嵘，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新兴经济体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多有共识。这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挑战，亦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的机遇。同时，中国所言的创新发展，已超越狭义的科技与产业层面，进入到理论、制度、文化等社会深层，旨在打造“创新型执政党”“创新型社会”“创新型国家”乃至“创新型国际治理架构”。例如，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即是一大前无古人的制度创新。
协调发展旨在实现速度、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等方面兼优的全面发展，而作为超大型跨体系国家之中国的强劲谐恰发展，无疑具有文明史意义和示范性作用。此种发展的“全面性”体现为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提升国家软实力，当前意味着必须做到“补短板”，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协调发展甚至构成了其他几大发展的方法论底色。不仅对存在突出城乡、区域、族际、群际、代际发展失衡问题的后发国家意义重大，对诸多深陷经济社会危机、机会公正缺失的发达国家也颇具价值。同时，协调发展还反对简单化、一元化、线性化的发展观，深刻认识到发展问题的复杂性、社会结构的有机体特征及人性需求的多元化特征，拒绝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抑或机械模仿某种所谓成功范式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过程。
绿色发展厚植生态文明，有利于推动各国携手应对生态危机、守护地球家园。“美丽中国”本身，便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同时，绿色发展理念是“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与“世代正义”(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理念的继承和发扬。从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到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上述理念已被世人普遍接受并日渐进入各国与国际重要政策议程。但是，各国发展模式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消费模式依然存在，国际社会合作成果仍难尽如人意，在减排问题上甚至出现某种“绿色疲惫”综合征。绿色发展的进一步破题充满了开放性。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既体现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亦将对全球许多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共享发展有助于倡导“世界是全人类的世界”理念，有助于形塑一个“共有”(of the World)“共享”(for the World)和“共治”(by the World)的、以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乃至国际治理格局;无论中国抑或世界各国，共享的发展势必也是和平的发展，亦即“在和平中”(in Peace)的发展、“通过和平(方式)”(by Peace)的发展以及“为了和平(目的)”(for Peace)的发展。就其内涵而言，共享发展又是“权利”和“义务”或“责任”的统一体，“分享”发展成果和“参与”发展过程是缺一不可的。这无疑有利于各国在维护和平中自觉担当，渐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